【我的香港回憶 397】左派與新香港買辦 (Patreon)

談及周蜜蜜前輩的家族，順帶一提一個衍生的有趣現象。

昔日在舊香港，「買辦」是一個獨特階層，負責為外國企業溝通本地社會，也作為本地人與外商之間的橋樑。不少買辦在「兩家茶禮」下迅速致富，成為香港的大家族至今，何東家族就是最成功的樣板。

八十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買辦」這職位又重新在香港復興。不過在新時代有條件擔任買辦的，更多是需要與中國大陸有淵源、而又熟悉西方運作的香港人。昔日左派的輿論最看不起買辦，認為他們都是「為帝國主義服務」；但到了新時代，機會來臨，香港左派二代卻當仁不讓，成為國際企業挑選新買辦的人才庫。

周蜜蜜的丈夫羅海星之所以有條件捲入「黃雀行動」，因為他曾任港英時代的貿發局駐北京首席代表，然後留在北京經商；羅海星的弟弟羅海雷後來著書紀念哥哥，他曾長期在英國公司工作、代表英國工程公司在中國大陸建設，在英國公司支持下，在海外完成EMBA。

然而羅氏兄弟的父親羅孚不但是《新晚報》總編輯，也是近乎公開的中共地下黨員，英國政府、英國企業無不盡知。到了新時代，這些淵源不但不會對他們的仕途帶來障礙，反而在西方人眼中是可居期貨：畢竟他們也是香港人，行事有規範，總比隨便找一個大陸人當買辦可靠，又比隨便找一個香港人懂得「國情」。

又如日前談及的電影《憂鬱之島》，那位關於六七暴動的受訪者、當事人石中英先生，在放監後輾轉成為法國Thomson公司的買辦，在中國大陸為這間法國高科技公司設立電視顯象管工廠，繼而致富。代入法國人在八十年代初的思維，要進入中國市場，找香港左派投石問路，始終比純大陸人、純香港人都要保險。同一道理，《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少年時代在上海法租界長大，他的長子離開《大公報》英文版後，曾在非洲法語區的企業工作，可見這些淵源，依然管用。

對不少外國人而言，覺得如果反正要與中共政權打交道，通過文明教化的香港左派、特別是第二代，會安心得多。當然，有時這些二代、三代會完全脫離左派陣營，又或相反變得比上一代更左。但立場是一回事，懂得文明規範是另一回事，反映買辦制度在今天依然存在，不過是人名改變了，潛規則卻完全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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