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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看,母親潛意識的一直過著平行世界的人生:在《大公報》工作,父母來自《大公報》世家,但她自己選擇下嫁一個討厭共產黨的家庭;工作單位灌輸愛國愛黨,她以基督信仰予以中和。我相信這種信仰,給予了她某種內在平安,才能渡過那些年的腥風血雨,雖是有點自欺欺人,但相比起沒有信仰的人,後果卻不堪設想。

她從來不覺得、或不願思考這兩面的潛在衝突。儘管在日常生活,其實絕不可能不察覺,但因為種種原因,她拒絕去想。一方面,她和她的父母、家人、《大公報》的同事,感情很好;另一方面,她和她另一個世界的同學、我父親的家人和同事等,感情也很好。在私人空間,她以基督教精神自我砥礪,《聖經》放床頭;在工作,那是一個與基督精神相反的無神論機關。她在兩個圈子之間,有意無意間構築了一個防火牆,不太希望他/她們互通。她在中學同學面前是一個名字,在《大公報》用的是另一個名字,在我父親的家庭是「二B嫂」,社會上就是「沈太」,角色很分明。

而她規劃我的教育時,除了為下一代著想,還沒有潛意識「去左派圈子化」的含義?不知道。

只知道她在教會學校,找到心靈上抗衡共產主義的另一個空間,而且那是她父母、同事進入不了的圈子,一個避風港。到了婚後,她自然知道兒子的學校,由辦學團體、校長、老師、同學、到家長,自然也是一個很龐大的社交圈子,充滿社會資本,足以令她不用留在那個圈子。

我母親有記者的敏銳觸覺和驚人記憶,對我歷年由幼稚園開始的老師、同學名單,近乎過目不忘,而且會有直接聯絡。

更神奇的是,我的一些幼稚園同學家長,依然和母親保持聯絡至今。現在回看,靈糧堂幼稚園的學生,似乎都是典型的中產家庭,大概那也是母親的自我定位,儘管我小時候,從來沒有這種「階級」意識的。例如有一位同班同學,我到了在美國耶魯大學時才重新相認,他在香港讀國際學校,然後殊途同歸。另一位同學,家住司徒拔道松柏新村,我小時候會到那裏玩,後來大學畢業後,有天母親說約了我「幼稚園同學和她母親」一同食飯,我才知道她們一直有聯絡。還有一位年前在社交媒體私訊給我,問我是否記得他,並傳來幼稚園畢業照記認。這些同學的家庭背景,和我父親的家庭大致相近,而與《大公報》那圈子南轅北轍。

▶️ 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新香港」不是「二次文革」,而是「二次殖民」(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WDntLV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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