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123】朝貢制度與港口：中國海軍積弱，不代表沒有海上影響力 (Patreon)

亞洲海事體系與歐洲海事體系的第二個區別，就是統治手段。 

歐洲海洋秩序是由海上霸權建立，主宰軍用及民事層面，亞洲海洋秩序則建立在海上貿易和商業活動之上。歷史學家費正清曾以海軍「對中式來說太西化」為由，解釋晚清海軍的改革失敗。[1] 然而，缺乏海軍能力並沒有阻礙中華帝國對亞洲海域的統治，在歐洲海軍和民用船艦抵達之前，「中華帝國」是區內無容置疑的主要海上力量，只是並不依靠海軍罷了。[2] 

中華海軍實力和海上力量的分家，可從兩方面去理解。首先，中華海軍部署昔日很少針對海外敵人，而是針對近距離的敵人，因此對海外海軍基地的需求相當有限。例如在大宋帝國時代，儘管南宋朝廷使用的海洋技術和武器，都比歐洲生產的要好得多，但海軍部署的主要目標，只是保衛宋朝免受金人和蒙古人入侵，而沒有開疆拓土的遠見。[3] 在明朝也發現類近情況，中華海軍在沿海的部署旨在打擊所謂「倭寇」（其實不少成員都是本土中國人），除了鄭和出征的軍民艦隊曾到達東南亞及印度次大陸外，中華海軍力量並沒有向外投射，而是作為一種防禦北方入侵領土的手段。結果，昔日中華海軍力量缺乏半永久地位，只被視為一種海岸防衛隊，而不是西方那類的「藍水海軍」。然而這不是像中國愛國教育所強調，「中國對國際社會沒有領土野心」，而是因為中國對海外領土的野心，「自古以來」，就是以「鋭實力」方式彰顯：今天依靠的是「一帶一路」和中國投資、中國市場，昔日依靠的，卻是朝貢體系，因此對管理香港這樣的港口，本來反而有一定便宜行事的空間。

換句話說，以中國沒有強大海軍傳統，來誤會中國沒有海上影響力的另一原因，正是中華帝國對海洋秩序的統治，通常是建立在以帝國為中心的商業、外交網絡的「朝貢體系」之上，對朝貢體系的經濟本質，我們介紹濱下武志的理論時已有所勾劃。由於商業和外交利益可以通過朝貢體系獲得，中華海軍通常只得到最低限度的資源，例如在南宋時期，來自陸地的進貢兼貿易使團日漸凋零，北方的安全威脅迫使朝廷依靠海上貿易來支持軍事開支，但海軍資源被用於抵禦北方草原部落的入侵，大部分海事工作都集中在管理海上貿易，而不是進行對外海上力量的投射。南宋朝廷在廣州設立了一個官方職位，即市舶使，負責處理與外國和本地商船有關的事務，檢查船舶，和徵收進口關稅。隨後，這種做法擴展到杭州、明州（寧波）、泉州、潘橋（膠州）和華亭（上海）等新開放的港口，而香港除了大嶼山、屯門一帶曾有對外貿易記載，當時還未進入最高層視線範圍內。[4] 大宋政府沒有補貼海軍建設，而側重補助民用船舶建造、港口改進和海運河倉庫設施，以促進中華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貨物流動。[5] 

到了蒙古人佔領中原的時代，也直接從南宋學習到海軍技術和經驗，但蒙古人幾乎沒有興趣發展海軍能力，遠征日本也因為海軍能力不足而失敗。[6] 但即使蒙古帝國沒有正規海軍，憑其廣泛的領土覆蓋，亦能建立起一個經濟帝國，和民用海上網絡。「蒙古治世」 ( Pax Mongolica ) 更將「中華」轉變為「歐亞中華」，並在海陸航線之間建立了有機連繫，例如「歐亞-印度洋貿易網絡」。[7] 但與南宋朝廷的情況類似，蒙古也只著重在交通和資源方面支持陸軍，海軍對海外的力量投射亦保持在最低限度。為了促進貿易和創造政府收益，蒙古人認為一個覆蓋廣泛而高效的民用港口和商業貿易區的網絡，比建設海軍實力更為重要，尤其是幾乎整片歐亞大陸都已經被蒙古人統治，民用港口和貿易區受到陸軍全面保護，在海上前線幾乎沒有受到威脅。

因此，無論在漢人統治的南宋時代，還是蒙古帝國時代，中華帝國的海外海軍基地都是多餘的（蒙古帝國），或無法負擔的（南宋）。這令海軍史學家留下中華帝國缺乏海權投射的印象，但其實帝國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從沒中斷。鄭和下西洋則是一個特例，但也是因為朝貢體系經過蒙古人的百年管治而效益有所下降，海外貿易社群隨著蒙古帝國崩潰而出現離心，才要被逼用這樣非傳統的方式重建體系而已。

[1] Dewenter 1972:739.

[2] Elleman 2009；Lo 2012；Lorge 2002.

[3] Needham 1986；Fairbank and Goldman 2006；Lo 2012；Tao 2002.

[4] Lo 2012：192 - 194.

[5] Sivin 1995；Wang 2000；Lo 2012.

[6] Lo 2012：212.

[7] Yokkaichi 2008:75; Sun 2000.

▶️ 延伸視頻：湯家驊國民教育解毒：中國「自古以來」從無侵略朝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in5mE0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