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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歷史學者 Lauren Young 最近出版《希特拉的女孩》一書,探討1930年代英國貴族與德國納粹政權之間的密切關係,說的雖然是歷史,但卻具有深刻現實意義:今天的民主危機,與當年國際局勢有諸多相似之處,而今日自由世界的普京粉絲、乃至習近平粉絲,和那些年的「希特拉粉」比起來,似乎也大同小異。

當時一戰德國戰敗後,馬克貶值、法國佔領魯爾工業區,最終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民眾在痛苦絕望中拋棄了共和國的民主傳統。希特拉上台,當時被國際社會看作德國「民心所向」,英國國內不少人對德國寄予一定同情,包括源自德國的英國王室和貴族。而且當時英國國內同樣有嚴峻經濟問題,看見納粹德國居然貌似能夠創造奇蹟,尊敬之情,也是溢於言表。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後來聲名狼藉,當時卻是符合一定英國民意的。

作者的研究,正是關注英國貴族如何早在1920年代,就開始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眉來眼去,然後將這份感情轉移到德國納粹身上。當時英國上流社會的成員,不少都曾前往意大利親自考察法西斯運動,包括丘吉爾。他離開意大利時對法西斯分子的印像是「俄羅斯毒丸的解藥」,本人對墨索里尼曾推崇備至。

這本書也研究了「英國法西斯聯盟」的誕生,主角Unity Mitford 是激烈反猶太主義者,迷戀希特拉,而為了見到希特拉,居然專門入讀德國南部一所學校,後來得以和希特拉見面160多次,被看成希特拉的情婦。雖然英國人都知道她的所作所為,然而沒有人認真對待,甚至沒人在她被遣返回英國時,提出要用叛國罪監禁她。

作者認為,今日世界與當年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破壞民主制度的嘗試,在西方政治中變得愈發頻繁,選區劃界、選民登記設限之類的伎倆屢見不鮮,地方政客、職業官僚面對民粹主義唯唯諾諾。她的針對對象雖然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但其實類似現象不分國界、不分左右,確是這個時代的見證。

香港人值得注意的,正是由自由社會到極權,可以無縫交接。1918年11月,德國通過「威瑪憲法」,紙面上是20世紀全球最自由、最民主的憲法之一,宣佈「政治權力來自人民」、「所有德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個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人都有權自由表達意見,包括結社、集會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等。從字面上看,德國人民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與美國比較。

然而希特拉的納粹政權,就是從這個民主國家之中誕生。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總統「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委諸希特拉」,然後一批「納粹國安法」在原有憲法基礎上凌駕性地出現,這就是我們介紹過的「舒密特主義」。對於納粹政權的崛起,德國人民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團結起來,結果希特拉上台後,取締其他政黨,取消聯邦制,摧毀德國歷史上一直有地方獨立自治權的邦政府和議會,終止了一切言論和結社自由,扼殺司法獨立,迫害猶太人,進行種族和政治清洗,實施白色恐怖,最後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舉國主義。德國人民初時覺得納粹政府是民選出來,也可以靠「民主」去更換,這卻是人民對「民主」的自滿。事實上,希特拉上台後沒多久,就將民主制度整個推翻,人民忽略了「民主」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體系,需要長時間建立,卻可以一夕之間就被摧毁。

令人憂慮的是西方民眾對於民主的熱情,似乎也不特別高漲。最近發表於《美國政治學評論》的研究中,耶魯大學教授Milan Svolik跟合作者開展了一項實驗,讓選民在兩名假想的候選人中進行抉擇,兩人的差異除了個體特質和競選綱領,還包括是否會推行以損害民主制度為代價令本黨獲益的政策,例如設置不公平的選舉規則,或限制反對黨舉行集會。等結果顯示,美國選民對不尊重民主的候選人表現出相當大的寬容。

這反映人民在長期安泰的生活下,往往忽略了民主的重要性,甚至願意犧牲自由、換取「更好」的生活,這是造就民主被侵蝕的原因,也是「中國模式」大行其道的原因。英國最終有幸出現了反納粹的強人,領導英國打贏二戰,但假如同樣是強人出現、卻選擇與納粹合作,後果可以不堪設想。今日呢?

▶️延伸視頻:納粹法學的施密特主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Vgeu6z-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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