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書介📖🇬🇧】《被發明的傳統》：英國王室禮儀其實是近代發明 (Patreon)

不少人覺得英國王室傳統太多繁文縟節，以為是「自古以來」的遺產，其實不然：這其實是近年才人為建構出來的。近年關於民族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一說，備受世界各地本土主義者青睞，另一本出發點不同、但很應該一併閱讀的著作是《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是一本合集，由英國著名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牽頭編寫，探究當今人類社會各類傳統的歷史淵源，一出版便在國際關係、歷史學、社會學等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認為，人們口耳相傳、且習以為常的很多「傳統」，其實都是在近代才出現，並非「自古以來」，而且往往是被人刻意發明。這些「傳統」往往有三大特徵：

• 1.它們均有當代發明者，可能是由國家機器的力量被系統性發明（也相對容易從歷史檔案考證起源），也可能是由私人集體創造、並被社會迅速接受（其起源也就相對模糊）。
• 2. 這些新近誕生的「傳統」無一例外地，被宣稱與相當久遠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有緊密聯繫，被視為「歷史傳承」，真相卻是人為創作。
• 3. 這些「被發明的傳統」往往成為廣泛的社會實踐，發明者（有意或無意地）通過這些「傳統」，向人們灌輸相應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從而達到某種對社會的控制。

在書中，作者通過幾個案例，揭示「被發明的傳統」如何披着歷史的外衣，毫無痕跡地融入現代社會，第一個例子是蘇格蘭高地服裝。今天我們通常以為，蘇格蘭短褶裙是蘇格蘭民族的歷史傳統服飾，然而根據作者考據，這一服飾直到18世紀初期，才被一名布料商人發明，而且發明者還是英格蘭人。這位商人試圖改良當時蘇格蘭人的披風，使之符合工人勞動的需要，從而開闢自己的布料市場，一切只是商業考慮。隨後這一短褶裙果然在蘇格蘭流行，但也是工作需要，直至1745年詹姆斯黨（Jacobites）領導的蘇格蘭叛亂被鎮壓，英國政府決意從服飾文化入手，企圖消解蘇格蘭的獨立意識，遂頒布禁令，禁止蘇格蘭人穿短褶裙。當時蘇格蘭貴族、也是英格蘭王位覬覦者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Charlie Edward Stuart）領導「詹姆斯黨」和蘇格蘭叛軍，對英政府宣戰，試圖復辟被「光榮革命」推翻的斯圖亞特王朝。這場叛亂最終被英國政府平息，也標誌了斯圖亞特王朝徹底退出英國政治舞台，殊不知英國對蘇格蘭裙的禁令，反而極大刺激蘇格蘭人的身份認同和反抗意識，逐漸通過書籍、畫冊等，努力構建蘇格蘭短褶裙這一「民族傳統服飾」，用以彰顯蘇格蘭文化與英格蘭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王室禮儀。相關禮儀向來以紛繁複雜聞名於世，然而根據作者考究，同樣也是「年輕的傳統」。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盛極一時，然而女王本人其實偏好簡樸，當時甚至產生了「法國大使的馬車都比英國女王的豪華」這樣的笑話，雖然民族自信心膨脹的英國社會有所不滿，但鋪張儀式依然不是女王的偏好。反而是在大英帝國開始衰落時，大概是愛德華八世即位後，各類繁文縟節才被完整制定，以突顯英國王室的雍容華貴。隨著當代英國王室實權幾近歸零，僅剩凝聚國民的象徵意義，王室更不嗇延續各式慶典上禮儀的鋪陳，權當是一場國民盛典，以強調大英帝國歷史輝煌的延續。但倘若維多利亞女王再世，恐怕搖頭歎息。

從各類相關案例中，Hobsbawn歸納到一個重點：工業革命後，圍繞民族國家（nation發明的種種「傳統」，才是當代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傳統發明活動」。它們產生的目的有三類：建立特定的社會認同和凝聚力；為某一特定政權的合法化提供依據；或向國民灌輸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和社會行為習慣。正是基於上述「被發明的傳統」，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才得以成為今天人類社會的常態。

以上觀點，對國際關係研究自然有特別啟示。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傳統國際關係研究基本都基於結構框架，將「（民族）國家」視作最重要（甚至最基本）的行為體，「沒有國哪有家」，卻並未探究國家從何而來。但既然種種傳統可以被創造，那麼今天的「國家」其實也可以被重新建構。今天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伊斯蘭國」（ISIS）：不過一部分極端宗教勢力借各種現代化宣傳模式，重新塑造了「哈里發」及其「歷史傳統」，用以鞏固、擴張今天的所謂「伊斯蘭國」，卻足以翻天覆地，其手法之成功，已無需贅言。這類創造，讓傳統國際政治研究束手無策，正因為忽略了「傳統的發明」這種活動。

在現實世界中，從歷史尋找依據，為當下官方行為背書的手法屢見不鮮。例如中國政府通過對中國漫長歷史的選擇性強調，構建出了目前中國人民普遍接受的觀點：「中國作為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先進文明」、「但在近代受到西方侵略打壓」，這樣簡單二分的歷史觀，所激發的民族主義就包含歷久不衰的巨大能量，進而為「中共政府領導民族復興」提供了廣泛社會支持。正如Hobsbawn所言，這樣的官方歷史構建行為，其要義和目的均在於對社會民眾的觀念進行控制，從而為政府權力之壟斷提供天然合法性。這當然不是中國的獨有行為，例如美國開國歷史的一系列傳奇，同樣也有大量創作成份。

但發明傳統並非政府專利。當一個社會群體的身份認同受衝擊時，人們也會以由下而上的模式、自發重構某種歷史傳統，藉以強化自我認同。在過去十年，香港本土派的興起，其實也是這一模式的反映：他們不但大規模追溯港英時代的典雅文化、典章制度，對更久遠的香港社會歷史遺產也十分重視，甚至追溯至宋代古禮，都是為了充實「香港」這一身份認同的內在意涵。至於這種「被發明的傳統」有沒有選擇性處理，自然心照不宣。

總之，世界範圍內的不同社群，無論是通過官方刻意灌輸、還是民間自發行動，類似社會實踐都時有發生。歷史細節中，究竟有多少傳統是確切的存在、有多少經過了今天人們的創造性補充，其實並不再重要。它們喚醒的對於特定時空的身份認同，才是今天回顧歷史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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