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4】後來居上的本土本位史觀 (Patreon)

香港人開宗明義以「本土主義」之名，書寫自己的歷史，雖然到了二十一世紀開始才大行其道，但香港的本土本位的史觀，其實早在中共建政後就開始萌芽。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贏得內戰後，為了應對日益高漲的中國民族情緒、和比國民政府更壓迫性的邊境政策，港英政府開始有意推行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教育體系，包括以廣東話、繁體字以區隔新政權的普通話和簡體字，以及借重逃避中共政權的南來學者成立香港中文大學等。其實，更早在金文泰港督的年代，港英以香港大學為中國古文大本營，以區隔中國大陸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也有類似意思，不過不似1949年後那麼深入社會各階層罷了。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中國論述取得對香港歷史的話語權，港英政府亦逐漸改變了過往使用中國大陸（主要是廣東省）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做法，主動邀請南來學者編寫官方歷史教材，既有意繞過殖民地性質的敏感歷史，也避免鼓吹單純的中國民族主義。

這些發展，導致香港第一波本土意識逐漸在夾縫中形成，以這角度閱讀香港人歷史的先驅，在六十年代創立「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組織推動香港自治的馬文輝，無疑是先驅人物。[1] 

然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並未因此消退，更在1967年爆發了香港左派策劃的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可謂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事件過後，港督麥理浩等官員意識到要加強市民對香港的忠誠、榮譽及歸屬感，於是開始通過「香港節」等盛事，去鑄造香港身份認同，並逐步進行公務員本地化，更積極吸納本地菁英到政府的行政體系，也令香港人的經濟利益，更緊密扣連到身份認同身上。[2] 在港英政府的積極應對下，緊跟中共路線的「國粹派」學生運動迅速衰落，這時期開始廣泛參與社會的香港公民意識，除了「國粹派」外，都是以香港人本位的角度出現，可謂第二波本土意識形成的背景。王宏志特別指出了六七暴動對於本土意識覺醒的重要性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在於在過程中，迫使參與者與旁觀者都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問題；其二則是在於港英政府的妥善應對，包括修訂勞工法例、提供免費小學教育、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等，著重加強「香港為家」的觀念。[3] 這反映港英政府有意識地透過長遠計劃，培育港人的本土意識，以對抗中國大陸政權（無論是大清帝國、中華民國、汪精衛政權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

這個階段，也是香港未來風雨飄搖、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快將到來之際，香港知識份子紛紛把行動和論述焦點放於香港本土議題之上，不過影響更深遠的，可能還是民間本土文化對香港人觀念的鞏固作用。當時電視開始普及化，粵語劇集與廣東歌也相繼興起，本土流行文化發展日趨繁盛。[4] 在這種背景形成的本土本位史觀，便是嘗試對抗以中國為本位的愛國史學，以及殖民政府主導的歷史書寫所建構而成的。蔡榮芳在《香港人之香港史》中引述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言：「香港華人是歷史的消極旁觀者……甚少華人的名字出現在歷史書籍，因為甚少華人在香港的發展中扮演公共的角色。」[5] 但本土史觀重視香港人在歷史中的角色，並認為當中呈現了複雜的身份認同，填補了前人的不足。

到了香港主權移交大局已定之際，新一代香港學者、學生更加強了思考何謂「香港人」的問題，可視作香港本土史觀發酵的第三階段。然則何謂「香港人」，何謂「本土主義」？這也是爭論不休的議題。創辦《號外》雜誌的香港作家陳冠中認為，本土本位書寫應察覺到香港人的主體性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避免陷入歐洲中心主義、中國中心主義、或香港中心主義當中。他強調沒有一家之言可以全然代表香港本土自古以來的多元性，而且每個香港人都有多種身份，相信「香港認同」及「中國認同」是可以並存的，他本人也是長期旅居北京的香港人。他主張以宏大辯論對抗國族中心論述，指香港論述必須考慮到全球化、主權國家、例外特區及香港主體四個層次。透過四個維度的互相滲透，揭示單一角度的不足。[6]

至於上一代身份認同上相對面目模糊的香港人，則被認為有頗為相反的特質，例如蔡榮芳以「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來形容他們的特性。他指上一、兩代的香港華商雖然有一定的愛國情操，然而他們同時贊同中英兩國合作發展商業，組成共同的利益同盟，對抗其他如法國、俄羅斯等的國家，用今天的官方術語，可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既得利益集團聯盟成員。對外，香港華商擔憂「祖國」被列強瓜分，因此對清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失望，轉移向英國求助，希望透過外力，逼使大陸政權進行改革；對內，他們一律支持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這是由於他們的經濟利益及與外國資本結合一起。洋行僱傭華商，華商入股洋行，這都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但這對強化香港本土身份認同，卻是不利的。為了釐清港人身份認同問題，蔡榮芳即提出五點觀念：

一，身分認同有許多層次；
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並存；
三，家族鄉土認同往往先於民族國家認同；
四，政治認同並非一成不變；
五，熱愛國家不等於熱愛政府。[7]

首三點即此處所指出的，華商的文化認同更多是在於鄉土、方言族群、儒家文化聯繫，而非民族國家層次。但到了主權移交過渡期的香港人，已經逐步擺脫了上述模糊身份，開始醞釀書寫自己的故事。

到了香港主權移交後，由於中國大陸與香港自身文化的格格不入，逐步催生了第四波的本土主義，也是最對抗性的一波思潮。發表《香港城邦論》的中文系學者陳雲提倡「香港優先」和「中港區隔」，被視為箇中代表人物。陳雲認為香港既有制度和社會風俗，會受到「泛民主派」提倡的「建設民主中國」、陳冠中等「大中華主義者」對香港本土文化的矮化，以及強世功等「新帝國主義」的威脅，後兩者均強調「中港融合」，然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依賴，從歷史上來看，一直遠超香港對大陸的需求；其論述的中心，在於香港是中國賺取外匯的重要渠道。基於這種香港具有戰略優勢的觀點，他提出香港應借鑒希臘城邦的自治模式，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建立成為一個「城邦」，去落實真正的「高度自治」。[8] 

陳雲的理論極受爭議，激起香港罕見的學術、媒體、網絡論爭，也啟發了不少新一代青年，後繼有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的「香港民族論」出現，更被時任香港行政長官的梁振英點名批評為「鼓吹香港獨立」，雖然他們的論述更受台灣學者吳叡人提倡的本土民族主義史觀影響。[9] 而2019年的反修例送中運動，亦明顯頗受香港本土主義影響。而在學術層面，民間歷史學者徐承恩醫生的《思索家邦》等一系列作品，則是嘗試以純本土視角重構香港自古以來的所有歷史，更直接視中國的管治為對香港實行的殖民主義。[10] 雖然這一波思潮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出現，而在中國香港特區境內戛然而止，但幾乎肯定會成為國際社會研究香港的主要參考之一，並會被孔誥烽等旅居海外的大量香港學者發揚光大。[11]

第一章結語

在本章，我們透過分析與比較七種閱讀香港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嘗試透視在不同歷史敘述背後，來自主權國家、族群、既得利益群體、弱勢群體等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在最早期時，香港歷史書寫主要由大英帝國殖民史觀壟斷，強調西方中心的歷史書寫，當中甚少香港華人的身影。跟隨其後的是主權移交前後的中國香港史，由於其現實目標為促進所謂「人心回歸」，論述多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均為中國一部分，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擁抱祖國等愛國觀。在數十年前萌芽、九○年代開始大盛的後殖民和本土論述，可謂回應前兩者而生，它們都是香港人對自身定位的摸索探尋，並嘗試建立身份認同。現實主義史觀則透過宏觀的國際關係視角，審視歷史中的權力互動與政治再製過程，嘗試為歷史書寫提供堅實的理論框架。此外，香港作為連接內陸與海洋網絡的港口，同時具備陸地及海洋族群的性格，透過圍村與宗族的生活模式，以及水上人和海盜的早期歷史，亦有助理解這種多元文化性格特質的形成背景，並顯示出香港複雜的身分認同，從而更能看見一段別於官方的、更為立體完整的香港歷史。至於我們如何在各門各派中揉合，書寫我們的國際香港港口故事，就會從第二章開始講述它的理論背景。

[1] 馬文輝。《民主論壇》，1990。香港：集興書店（冼國池編）。

[2] 許寶強。2015。<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呂大樂。2007。《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3]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82-87。

[4] 吳俊雄、張志偉。2000。《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5]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港:⾹港⽜津⼤學出版社。頁5－6。

[6] 陳冠中。2012。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書寫──香港的例子。《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82。

[7]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港：⾹港⽜津⼤學出版社。頁51；278。

[8]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

[9] 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苑》。

[10] 徐承恩。2019。《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台北：前衛出版社。

[11] 孔誥烽。2014。狂妄的天朝、鄉愿的泛民、躍動的城邦：從三本書看香港本土。《香港：本土與左右》。臺北：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