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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企業,其實直到今天,都充滿家族色彩。在中國大陸,這種聯繫逐漸被「黨委」取代,但也不可能絕對消失,更不用說在香港。《大公報》在張季鸞時代,引進了他的家族成員,於是才有我外公的出現;到了費彝民主政香港《大公報》前後三十多年,加上那是比現在《大公報》「性價比」高得多的前改革開放時代白手套,他個人在整個企業的影響力,自然無與倫比。

逐漸地,費家也成了左派的一個世家。

這種左派世家的形成,除了家族政治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左派圈子在香港自成一國地生活在「紅色經濟圈」,也是造成近親繁殖的一大原因。他們大都居住在同一座大廈,相互之間可以說像一個「大家庭」生活,「由細玩到大」,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算是相互監視了一生,要是哪個員工的孩子在學校唱《天佑女王》之類,轉瞬間就會傳到全體高層耳邊。在這樣的氣氛下,不只是這些員工,連他們的家庭成員要「出走」,也往往會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而子女長大後,往往會被安排加入「紅色經濟圈」內的機構,這些故事,日後會詳談。

但這些家庭不是「世家」,因為沒有多少有形、無形資產可以傳承。費家自從成為高級統戰對象之後,卻是有的。

費彝民在上海之時,費家就是知識份子家庭。費彝民的哥哥費穆是民國時代電影大師,代表作《小城之春》,1949年來到香港繼續事業,也拍了另一代表作《江湖兒女》,未完成就病逝。費穆算是左傾導演,但也不能算是中共同路人,他拍攝《狼山喋血記》的女主角是當時名叫藍蘋的毛澤東夫人江青。據費穆女兒費旺儀憶述,因為費穆拒絕給予藍蘋更多鏡頭而得罪了對方,結果費穆在1950年曾回國說要「報效祖國」,也給江青訓斥回去,就此活活氣死,雖然此說明顯是後人化妝,但起碼有其原型所本。

費彝民成為香港《大公報》社長後,費穆被主旋律肯定為「愛國導演」,由於費穆早死,他的下一代也和費彝民情同父女。費穆的女兒費明儀是著名歌唱家,早年率性而為,據一些前輩回憶,她堅持下嫁「大地主基督徒」時,曾被費彝民堅決反對;後來在文革期間走到台灣演出,同樣被費彝民堅決反對。不過這些經歷,更添費明儀的統戰價值,到了改革開放,費家這對叔姪又成為「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了。

費彝民夫人蘇務滋(報館中人稱「蘇大姐」)本身也做過三屆政協委員,主要工作是負責統戰香港「婦女界代表」。於是,費家雖然不是商人,蘇大姐來港後,卻成了中華總商會婦女組組長,和丈夫分工合作,分別負責統戰不同各界人士。

在這種環境下,費彝民的下一代都和《大公報》員工子女相熟,而起碼有兩位在報館曾有重要角色。

其中一位是大兒子費大龍,精通包括法語在內的外語,本來已經有講師身份,但父親硬是要把他拉回《大公報》,似是有意安排接班。但費大龍並非報人,結果父親安排他主管《大公報》英文版(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因為有了費大龍、才有了一份英文版),於是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直屬上司,母親和其他員工當面通常稱之為「波士」,以示「洋化」。費大龍一直認為《大公報》是費家生意,這自然是對共產黨的不了解,亦因此,他與副社長兼總編輯李俠文關係很差,最終接班不成,鬱鬱而終,容後會補述。我小時候也到過他家玩,他太太丘大姐非常熱情(依稀有她是來自印尼華僑的印象,待考),他們的兒子現在也加入了好些愛國商會,年前在公眾場合偶有相遇。

費彝民的女兒費斐被我母親稱為「她那代《大公報》人當中英語最好的人」,本來在港英的英文學校就讀,後來為了父親「支持革命」,被送進去中國大陸繼續「學習」。但她和其他(半被逼)北上的《大公報》子女不同,由於有周恩來世交身份,除了不時有機會在周恩來家吃飯,更被安排進入中國外交部。我曾訪問其他有類似「插隊」背景的左派前輩,覺得「他們去就直達周總理家,我地就上山下鄉」,反映「愛國群眾」內部,也是充滿階級性的。回到《大公報》後,費斐長期擔任費彝民的私人助理,包括擔任翻譯,到了費彝民晚年身體漸差、但依然是社長,社長助理的影響力自然膨脹起來。

不過費斐和哥哥不同,非常、非常、非常了解「《大公報》是國家的、不是費家的」這條硬道理,從沒有接班的想法,對共產黨的忠心程度非常、非常、非常堅定,也堅信在《大公報》外,只要組織交代,同樣會非常、非常、非常海闊天空。結果她離開《大公報》後,成為港區人大至今,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母親統戰婦女的角色(她的其中一位摯交好友是美心伍淑清),對《大公報》則不再過問。

我母親在《大公報》自己部門的直屬同事以外,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她,另一位葉中敏女士日後會不斷出場。我小時候經常聽過不同關於費斐女士的故事,千言萬語,所知已經濃縮在上述九個「非常」之內,當自行領會,畢竟適合分享的只有小事。例如她的鋼琴彈得很好,我家中從前的Petrov鋼琴,就是她幫忙親到琴廠貨倉挑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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