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1】逐漸成為世家的《大公報》費家 (Patreon)

在中國傳統企業，其實直到今天，都充滿家族色彩。在中國大陸，這種聯繫逐漸被「黨委」取代，但也不可能絕對消失，更不用說在香港。《大公報》在張季鸞時代，引進了他的家族成員，於是才有我外公的出現；到了費彝民主政香港《大公報》前後三十多年，加上那是比現在《大公報》「性價比」高得多的前改革開放時代白手套，他個人在整個企業的影響力，自然無與倫比。

逐漸地，費家也成了左派的一個世家。

這種左派世家的形成，除了家族政治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左派圈子在香港自成一國地生活在「紅色經濟圈」，也是造成近親繁殖的一大原因。他們大都居住在同一座大廈，相互之間可以說像一個「大家庭」生活，「由細玩到大」，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算是相互監視了一生，要是哪個員工的孩子在學校唱《天佑女王》之類，轉瞬間就會傳到全體高層耳邊。在這樣的氣氛下，不只是這些員工，連他們的家庭成員要「出走」，也往往會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而子女長大後，往往會被安排加入「紅色經濟圈」內的機構，這些故事，日後會詳談。

但這些家庭不是「世家」，因為沒有多少有形、無形資產可以傳承。費家自從成為高級統戰對象之後，卻是有的。

費彝民在上海之時，費家就是知識份子家庭。費彝民的哥哥費穆是民國時代電影大師，代表作《小城之春》，1949年來到香港繼續事業，也拍了另一代表作《江湖兒女》，未完成就病逝。費穆算是左傾導演，但也不能算是中共同路人，他拍攝《狼山喋血記》的女主角是當時名叫藍蘋的毛澤東夫人江青。據費穆女兒費旺儀憶述，因為費穆拒絕給予藍蘋更多鏡頭而得罪了對方，結果費穆在1950年曾回國說要「報效祖國」，也給江青訓斥回去，就此活活氣死，雖然此說明顯是後人化妝，但起碼有其原型所本。

費彝民成為香港《大公報》社長後，費穆被主旋律肯定為「愛國導演」，由於費穆早死，他的下一代也和費彝民情同父女。費穆的女兒費明儀是著名歌唱家，早年率性而為，據一些前輩回憶，她堅持下嫁「大地主基督徒」時，曾被費彝民堅決反對；後來在文革期間走到台灣演出，同樣被費彝民堅決反對。不過這些經歷，更添費明儀的統戰價值，到了改革開放，費家這對叔姪又成為「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了。

費彝民夫人蘇務滋（報館中人稱「蘇大姐」）本身也做過三屆政協委員，主要工作是負責統戰香港「婦女界代表」。於是，費家雖然不是商人，蘇大姐來港後，卻成了中華總商會婦女組組長，和丈夫分工合作，分別負責統戰不同各界人士。

在這種環境下，費彝民的下一代都和《大公報》員工子女相熟，而起碼有兩位在報館曾有重要角色。

其中一位是大兒子費大龍，精通包括法語在內的外語，本來已經有講師身份，但父親硬是要把他拉回《大公報》，似是有意安排接班。但費大龍並非報人，結果父親安排他主管《大公報》英文版（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因為有了費大龍、才有了一份英文版），於是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直屬上司，母親和其他員工當面通常稱之為「波士」，以示「洋化」。費大龍一直認為《大公報》是費家生意，這自然是對共產黨的不了解，亦因此，他與副社長兼總編輯李俠文關係很差，最終接班不成，鬱鬱而終，容後會補述。我小時候也到過他家玩，他太太丘大姐非常熱情（依稀有她是來自印尼華僑的印象，待考），他們的兒子現在也加入了好些愛國商會，年前在公眾場合偶有相遇。

費彝民的女兒費斐被我母親稱為「她那代《大公報》人當中英語最好的人」，本來在港英的英文學校就讀，後來為了父親「支持革命」，被送進去中國大陸繼續「學習」。但她和其他（半被逼）北上的《大公報》子女不同，由於有周恩來世交身份，除了不時有機會在周恩來家吃飯，更被安排進入中國外交部。我曾訪問其他有類似「插隊」背景的左派前輩，覺得「他們去就直達周總理家，我地就上山下鄉」，反映「愛國群眾」內部，也是充滿階級性的。回到《大公報》後，費斐長期擔任費彝民的私人助理，包括擔任翻譯，到了費彝民晚年身體漸差、但依然是社長，社長助理的影響力自然膨脹起來。

不過費斐和哥哥不同，非常、非常、非常了解「《大公報》是國家的、不是費家的」這條硬道理，從沒有接班的想法，對共產黨的忠心程度非常、非常、非常堅定，也堅信在《大公報》外，只要組織交代，同樣會非常、非常、非常海闊天空。結果她離開《大公報》後，成為港區人大至今，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母親統戰婦女的角色（她的其中一位摯交好友是美心伍淑清），對《大公報》則不再過問。

我母親在《大公報》自己部門的直屬同事以外，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她，另一位葉中敏女士日後會不斷出場。我小時候經常聽過不同關於費斐女士的故事，千言萬語，所知已經濃縮在上述九個「非常」之內，當自行領會，畢竟適合分享的只有小事。例如她的鋼琴彈得很好，我家中從前的Petrov鋼琴，就是她幫忙親到琴廠貨倉挑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