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06】七種不同理論框架之下的同一個香港 (Patreon)

「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1]

香港學者兼作家梁秉鈞（筆名也斯）在1995年出版的《香港文化》裡這樣寫道。在我們準備進入歷史上的港口、與香港外交史等議題之前，一系列顯眼且龐大的問題，正橫亙在我們眼前，擋著去路，要求一個解答：香港的過去、現在、未來其實是甚麼？史觀也好、理論框架也好，它們在哪裡，又由誰來書寫？

這一系列方法論問題，又會延伸到更基本的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思考模式等問題，一環套一環，那就是「歷史是甚麼」，甚或哲學問題「我們是誰」。早在十九世紀時，歷史學家大多採用實證主義的態度來搜集客觀史料，例如著名歷史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就稱歷史研究為「展示出它原來究竟是怎樣的」。[2]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這種方法就宣告過時了、故障了，因為各國總是能夠自行找到「客觀」的事實，書寫各式各樣有利於自身統治的歷史，再將之向世界發揚光大。

於是，「後設歷史」的觀念就出現了。它的意思是歷史學家可以透過著書立說，來根據自己的理解篩選切合個人想法的史事，輔以個人觀點，從而「創造」和建構歷史記憶。近年因為台灣吳叡人教授翻譯其著作，而在香港青年學者當中頗具影響力的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認為「歷史論述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創造，透過對往昔的重構和詮釋，解釋當下的現象。」[3] 這便是「各國自行找到客觀的事實」的意思。

沿著這套思路，同樣被創造出來的，不只歷史，還有民族。在安德森的論述中，民族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意識是在認知過程中，被建構而成的。談及甚麼是「民族」，或許在不同地方容易觸動不同神經，但將之代以「身份認同的意識」，其實依然完全適用。於是，被篩選及創造過的歷史回憶，除了隱含著人民的生活和社會面貌，並且緊扣社會脈絡，甚至能夠形塑出人民的身份認同。這就連結到我們今天想像「甚麼是香港人」的歷史部分。

在《香港人之香港史》一書中，台灣學者蔡榮芳指出了「歷史是一種『敘述故事』（narrative），以有證據的客觀事實為基礎，加上敘述者的主觀看法合併而成。每一個敘述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看法，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因此就有許多不同見解的歷史論述。」[4] 而對於香港來說，類似的歷史敘述，以往一般以中國方面的「愛國史觀」、以及昔日港英主導的「殖民史觀」為主。而當我們研究官方的歷史論述時，一則可以探討其觀點的影響，二來亦可包含對當下政治現實的反思。這些論述與其時的政治現實、國家論述、國民教育、乃至社會文化結構，都有著緊密的關連，它們正因為身處的政治現實不同，書寫任務亦有所差異，故而對於史料的詮釋，自然大不相同。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論述是行動中的權力與慾望，這種權力呈現於「誰可以說」、「可以說什麼」，以及「不能說什麼」等面向身上。[5] 基於歷史敘述與權力的密切關聯，歷史的再現過程，必然包含著某種政治考量，例如教科書中的歷史內容，經歷政府的審查，被視為「政府和社會公認的權威知識與價值觀」，其實已經是被粗暴剪裁的「二創真相」。[6] 政府因此能夠透過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國安教育等，宣揚主政者的意識形態，包括而不限於國家認同等等。

因此，歷史書寫能夠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曾經發生什麼、與及為甚麼那樣發生，從而控制我們對當下、對未來事物的立場和判斷。然而，歷史卻並非是靜止不變的（non-static），甚至也不是純線性的敘述（non-linear），身份認同與政治意識同樣會隨著政治社會環境變遷而不斷改變。在本章裡，我們將會從七種不同的史觀、理論，來觀察不同論者們如何論述香港、如何爭奪話語權，通過他們分別理解「在甚麼時候有甚麼話是不能說的」這類問題，從而觀察權力與族群的互動與角力，並嘗試呈現出更為立體完整的、屬於全世界的國際香港。

[1] 梁秉鈞（也斯）。1995。《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

[2]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2-4。

[3] Benedict Anderson。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台北：時報出報社。

[4]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港:⾹港⽜津⼤學出版社。頁8。

[5] Michel Foucault.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Penguin.

[6] 朱維理。<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文與二戰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