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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約陳健民教授聚舊。

在香港時,我們不常見面(不過以我的標準一年見幾次其實已經非常密),但每次都是談、有時還是處理很凝重的話題和事宜,所以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路走來的信任。何況他和我還曾經是同一大廈樓上樓下的鄰居,與及耶魯大學的師兄。

我很喜歡這位半前輩,時常心懷感恩。雖然也會暗笑他的大中華情懷。

十年前,他多次勸我不要因為「次主權」和極左派糾纏下去,不要爭拗,免得自己被建制清除。後來他笑說,那時候的他比我保守,又或者我沒有他的大中華情結強。不過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天在家中用了一大輪時間用他的茶道奉茶,去讓我冷靜。

他曾經長期在廣州的中山大學處理那裏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一度以此為終生職志,也介紹過我認識他在大陸要應付的人。佔中後,那些人找我,本來不想理會,但又忍不住見面去直接問他們:「你們的朋友們」要抹黑陳教授是職責所在,但連他家人也挖出來,是over了吧。對方表示歉意:「是呀,真不該。」

佔中前,我找他談過幾次,吿訴他我很擔心這場運動的策略。我的研判是應該保全元氣到攤牌之時,那一刻嘗試把所有人捲入去會有反效果,因為設計有根本結構性邏輯問題。

我勸他等。我知道,他一直記得我那番談話。

我一直覺得,香港人的核心,是那群佔一半以上有民主自由傾向、同時在社會有decent生活的中產,佔中不能突破這一塊的基本盤,反而會令這基本盤的一部份流失,不能影響政府,同時卻也不能令激進派信服,結果會是多輸的悲劇。如果要激進,又倒不如讓激進派放手去做,否則唔湯唔水。假如那一批人因此流向/流回政權,香港公民社會、還有「informal network」,可能一蹶不振。

他說他明白我的意思,但堅持要嘗試一次,認為這是他的時代責任。

我說另這群體保留元氣,也需要人去做。

我當時的憂慮,現在回看就會明白:假如佔中被當作攤牌,北京乘機立刻推出《港區國安法》,也算是出師有名,香港下場會一樣,但外國同情會少很多,民間支持政府的比2019年多,不會有救生艇,也不會有大覺醒。

那就甚麼都沒有。

這類對話,很容易令人誤會出發點。我也認識戴耀廷教授很久,但坦白說,沒有熟悉到這樣談話的地步。

到了2019年,他出獄後見面,已經是反送中運動中期。這場運動突破了佔中突破不了的基本盤,不少當時不贊成的人都走出來,不少正正屬於我說的那個核心群體,又是稱之為informal network。他說他在獄中讀報,很難想像一場運動可以有這效果,當然是欣喜的。

我的答案是兩個半:除了流血容易視像化壓迫,香港人(特別是中產)在意法治會否變成人治(送中條例的本質),多於民主。還有半個原因:元氣可以用了,因為不破不立,大家都知道是end game了。

這些對話,日後有空,可以整理成一些思考性框架。

我一直想出一套半回憶的香港故事,一套四本:家族故事;回港後的所見所聞和遇到的人和事,分「點」「線」「面」三部份;2019年各界的不同崗位協助;港人在海外的發展。加在一起,主題就是informal empire的informal network。我想,在香港,沒有太多人可以從這角度演繹香港故事。但寫了一些,就覺得太難拿捏分寸,去確保不影響任何人。

也許應該放下所有俗務,認真閉關,才能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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