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分享】從顧修全博士談起：香港上一代知識份子如何掌握權力？又如何在社會自處？ (Patreon)

讀畢教授的《心理學在香港普及化的關鍵人物：顧修全是否「利多於弊」？》一文，篇幅雖短，但百感交集，沉思數天，方能下筆回應。  

身為一個受英殖精英專上教育、活躍於「香港黃金時代」（泛指1970年代至1990年代為止）的香港人，顧修全尤如一剎那的光輝，隨著香港回歸而淡出（其實是低調到大陸發展）。然而，若以顧氏的人生作為切入點，多少能夠反映香港社會背後部份的思維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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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理解，二戰後香港社會發展未成熟，經濟初起步，物質生活普遍匱乏，民智未開，接收資訊的渠道有限，整個社會渴望脫貧，同時求知若渴。  

五、六十年代的報刊、連載小說閱之者眾。倪匡筆下的《衛斯理》小說甚具代表性，部份故事當然有所隱喻、討論性極高，但整體而言質素甚為參差，部份內容沙石甚多，有時簡簡單單一句能夠表達的意思，作者卻可能要用數十句方才寫完，經我推測，字數刻意寫多的原因可能就是稿費。

然後是電視。對當時普羅大眾而言，電視依然是奢侈品，網上偶然會見到數十個基層兒童在屋邨公園睇電視的舊照片，而且是黑白電視，直至七十年代，彩色電視才開始逐漸普及。六十年代末期，無線電視崛起，然而大台的本質始終如一，皆以維穩為目的、製作family-friendly節目為主。無線的節目如《歡樂今宵》、還有報刊連載小說等等，這些今日我們可能認為老土、低質、狹隘、無聊的娛樂，卻是當時一般人、一般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另外，港瞥麥理浩雖然推行了「九年免費教育」，社會整體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香港普遍的英語能力並不高，由於英語是國際語言，英語水平低下意味著對國際時事等資訊的接收能力非常有限，直到九十年代，香港才開始熱賣快譯通、靈格風等語言速成學習工具。而且在九十年代以前，香港只有港大、中大兩間大學，若非家境富裕，一般香港人的升學途徑甚少，大學學位以外頂多只可以讀高級文憑或其他職業先修課程，而且當時香港人一般貧困，須要返工津貼家用，要full-time讀書多是奢望，工餘時間返夜校是當然之選。  

在這樣的環境生活和成長，假如有一位貧困香港人有幸升讀港大（如顧修全），他會以什麼為首要的人生目標？教育對他的個人意義是什麼？在嚴峻、殘酷的現實之下，理想是否有存在價值？  

我不是心理學家，亦不熟識香港的心理學發展，我並沒有資格評價顧修全博士在香港心理學界的significance，也不肯定一般香港人從顧修全博士身上所接觸的是如假包換的「心理學」，而不是「超譯心理學」、「圖解心理學」、「三個月學成心理學」之類的幌子，更無從判斷顧修全是否「心理學在香港被普及」的主要推手。

身為外行人（而且不是同代人），我只能說，八、九十年代的顧氏只是表面上曝光率高，粉絲成群，就跟現在網絡時代的所謂KOL差不多，但這又代表什麼呢？「意見領袖」四個字對於今日的我們來說，其實也不過如此，只是以前資訊不流通、大學教育不普及，擁有大學學歷的顧氏才能夠自居「心理學博士」「發揮所長」，社會普遍有心靈、精神需要，顧修全幫到你。  

除了顧修全，今日的香港人還會不時緬懷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黃金時期」，追憶香港這個曾經的「東方荷里活」，儘管水準多粗製濫造，而且電影業也被詬病為當時香港黑社會的洗錢機器、美化黑社會的宣傳工具，但以前香港人的娛樂選擇始終有限，所以當時主流的電影導演（如王晶）紛紛「顧修全式上位」，壟斷和定義了當時香港電影的基本格局，離不開港式笑片、功夫片、警匪片、賭片。六四後香港人恐懼中共，導演便紛紛在對白裡抽水（「袁木好誠實、李鵬係我哋最偉大嘅領袖」之類），儘管那些對白明明流於膚淺，今日的香港人仍會趨之若鶩，以前的電影對白再爛，也比今日政府的官腔受落。  

在香港，「顧修全現象」始終沒有消失，類似顧修全的人物還有不少，例如跟顧修全同期出現的李天命博士（又是博士）。大家一想到「香港哲學家」，自然非李天命莫屬，其次是黃子華。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心理學和哲學都是隱學，即使不是唯一的「香港哲學家」，但李天命卻可能是「香港哲學」的唯一代表人物，一般除李天命外不作他想，而且身為明星教授，李天命的課幾乎坐無虛席。一般人對於李天命的理解除了思方學，就是其與「基督教學者」梁燕城的辯論大激鬥，儘管李氏起初已表明這不是一場決鬥，而是一場意見交流，一般人（基督徒例外）普遍都相信李天命KO了梁燕城。  

整個八、九十甚至是二千年代，一般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於哲學的理解幾乎都由李天命一人主導（如同以前一般香港人對心理學的理解主要來自顧修全），直至2015年李天命「晚節不保」，次年的「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出現，一般香港人才終於突破對哲學的認識（至少，終於能夠在主流媒體上聽到不一樣的聲音）。不說時有批評李天命的思考方法，只是將傳統西方邏輯學重新包裝、換湯不換藥，說到底，除了以他本人所製造的「明星效應」「普及」「邏輯學」，還有一點「牙尖嘴利」的辯論（或狡辯）技巧，香港人普遍還有什麼得益於李天命？現在李氏被標籤為藍絲，以後大家恐怕只會記得他那首驚為天人的打油詩，一場持續數十年的鬧劇，方始告一段落。  

至於黃子華，我相信他自有其理想，亦擅於以最落地的方式表達心中所想，但根據我自己的個人經驗，黃子華對一般香港人最大的影響，只有各式各樣的金句、名言，黃子華式話語一早已經充斥在一般香港人的說話當中，恍惚都已經變成一句句的口頭襌，卻可能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直到2018年出現的一則小新聞，年屆六旬的清潔阿嬸被棟篤笑《金盆𠺘口》的女觀眾欺負，我又開始懷疑黃子華的棟篤笑表演，是否對香港人真有什麼助益。  

如同顧修全曾經壟斷香港人對心理學的認知，假如黃子華能夠單獨代表「港式棟篤笑」，教授早前提及的蔡子強自是所謂「選舉達人」，現在的黃絲一般對蔡子強反感，他一面披著學者的外衣，一面享受著建制的種種好處（教席、稿費之類），同時又擁有追求民主理想的「光環」，運動失敗後的今天，又搶佔道德高地借故揄揶同路人。

但平心而論，即使蔡子強所發表的那些「阿媽係女人」式的論述完全跟香港社會脫節，但蔡子強卻是如假包換的大學教授（注：其實是導師），而這些論述再「象牙塔」，始終都屬於sound argument，哪怕這些論述根本不設實際，仍無損其「選舉達人」的「專業形象」。香港大概已經沒有人能夠比蔡子強更「專業」、更「學術」，而且更「落地」地討論「選舉」、「民主」、「政制」，這正是蔡子強所樂見的，也是其（可能係唯一的）存在價值、存在感來源。蔡子強「忽然變藍」而犯眾憎，只是黃絲、泛民一廂情願的期望落空。  

作為香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片紅海，香港風水界人才輩出，當中尤以李居明最為「傑出」。其本來於影視界出道，不過半紅不黑，後來改行睇風水，財運大增，近年更重金支持新光戲院營運，創作各式新潮粵劇、千奇百趣的Cult片，自負盈虧，持續支持香港粵劇發展，為「普及」香港粵劇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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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及過的人物，大致都屬於各自業界/學界的翹楚，有一定的學識和閱歷，在香港的傳媒中有一定曝光率，而且各自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同時都有一定程度的「爛」。香港人（包括年輕一代）對於過去（不論是指九七還是兩次回歸之前）種種的「爛」，不只是超級包容，而且是潛意識裡的一套價值觀，這種「爛」之所以「爛」，並非一個社會進步過程中所必須承受的挫折，並非可調節、可改善的進步空間，更多的是一種荀且、一種對維持現狀的執著，或「憤世嫉俗」，或「自暴自棄」，或「遊戲人間」，或「咬文嚼字」，或「嘻笑怒罵」，或「冷嘲熱諷」，或「尖酸犬儒」，又或者是一種千載難逢的機遇，而暴發或激情過後往往無以為繼。  

對藍絲來說，過去的「爛」，成就了一整個既得利益世代，以前香港社會擁有各樣的不堪不足，但同時機遇處處，均要以種種的「爛」來圓滿，蒙承這種「爛」的出現，過去「三十年成就」始終得來不易，而且可一不可再。  

對於沒有歷史記憶的香港年輕一代而言，他們所幻想以前的香港總是美好的，因為他們的父輩太成功，而要在現今社會上位實在太難，就連卑微地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都難若登天。即使沒有所謂「社會運動」，年輕一代仍會被上一代責難「身在福中不知福」，尤其聽說以前的香港人「雖然物質窮困，但知足常樂」，以前的香港一定是個天堂，再「爛」仍值得念舊，只能夠追憶不能夠擁有。假如有幸（或不幸）在大學讀社會科學，讀到「嬰兒潮」、「火紅年代」這些詞彙，心中欣羨之情油然而生，同時慨嘆時不與我：為何我祖輩父輩做得到的，我自己卻做不到？  

很大程度，這是香港人（不分老中青）不思進取的遠因。香港社會的「爛」是結構性的，而且一點也不顯而易見，甚至是「香港成功之道」的一體兩面。歷史洪流是一把雙面刃，香港人的成功，主要靠歷史機遇和一點運氣，最後包裝成個人努力的結果；香港人的失敗，同時亦係被歷史巨輪輾壓的結果，除了移民（如果客觀條件容許的話），別無他法。  

我理解教授是個天生的mediator，思想和文字通常都不會走偏鋒，但假如要討論人物事件只提客觀結果而不提動機，所謂的「利大於弊」，都只是偶然，更何況所謂利弊這些籠統概念，從來都無法一概而論。  

我們自然不能夠草率猜度別人背後的動機，但假設顧修全的動機都只是為了斂財、求名，所謂「普及心理學」都只係副作用、一場意外。只要基本的誘因消失，顧博士自然更加不會在乎心理學在香港是否已經普及，而現實中他選擇了北望神州，「顧修全」三個字逐漸成為了教授（和其他老一輩香港人）的殘餘記憶。他那些曾經大賣的成功學、理財學（恍惚任何事情只要在後面加上一個「學」字，就自然成為一門學科，自然又可以開班授徒）著作，也漸漸被世人遺忘。  

假如我們說「心理學賢達顧修全博士經過一番寒徹骨，終於成功在香港普及心理學、梅花撲鼻香」，我們又能否同意「香港著名大導演王晶王大導任勞任怨，善始令終，香港電影終於吐氣揚眉，香港觀眾對電影的品味和觸覺大大提升」？這種論調假如被顧修全、王晶聽到，兩人恐怕會在背後偷笑。

（想到這裡，近年在黃絲圈比較火紅、但又屢受官方批評的本土電影《樹大招風》，就未免顯得離地嬌情。戲中有三個事業有成的港產賊佬（隱喻香港的成功人士，但電影未有交代是否藍絲），其中比較吸睛的角色葉國歡在大陸發展事業，盡管處處迎合各種潛規則，但事業發展依然受阻，三人希望共同辦理一件大案，但三方未碰頭就已經被警方拘捕。假如顧修全看過《樹大招風》，其能否代入角色當中，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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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我最在意的其實是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所謂的社會賢達、上流社會，他們掌握了絕大部份的社會資源，包括財富、人脈、社會地位，當然還有自己的專業和知識。當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學識跟一般人相隔一段隔離、形成了資訊差、知識差，這種差距，自然而然會成為權力的一部份。  

而知識作為權力，卻隨時能夠被濫用，用以壟斷話語權，或剝削比自己無知的人，或維持那種「爛」、腐朽、不思進取的生活方式。  

好比十八世紀時，一艘名叫HMS Dolphin的英船，每當此船航行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船員都興致盎然地將鐵釘送到島上，因為島上的土著生活落後，那些女性土著都願意以一刻春宵換取鐵釘。對這些土著而言，鐵釘是無與倫比的高科技，而英國船員皆樂意以這些其實相當低端、而且日常的生活工具作交換佔便宜。  

好比電影《無主之作》裡那位外父醫生，其依靠自己醫學上的專業知識和極優秀的交際手腕，長期處於社會上層，不論在納粹德國、共產主義東德還是資本主義西德，皆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對於為納粹政權做過的種種惡行、為女兒墜胎等，從來沒有一絲悔疚。  

知識就是權力，筆鋒比劍鋒更鋒利，掌握知識的上流階層，理應更有能力利用自己的知識為其他人做更多事、啟發思維。但要期望統治者處處為百姓蟻民著想，尤如以為所有學者皆願意無私奉獻自己所知，以為藝術家都願意為藝術犧牲、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或者以為律師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以為所有「醫者」皆「父母心」，或者以為警察必然會伸張正義一樣幼稚。  

而且民眾總是懶惰的、疏於思考，習慣將生活至關重要的事情全盤交托於所謂專家、權威、意見領袖、民意代表。  

但願今日的香港國際關係教授能夠繼續心存希望，繼續為廣大讀者醍醐灌頂。  

寫了這許多，其實我衷心希望教授多寫長篇的深度文、技術文，哪怕當下受眾不多，但對於長遠啟迪民智而言，客觀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