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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四叔工作的貝爾實驗室,有一位和他大約同期由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畢業,然後加入貝爾實驗室的同學兼同事,那就是後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他說他的房間就在隔壁。

四叔常說,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凡人(言下之意覺得自己的研究也有資格得獎),但我曾經問過他一個外行問題:既然貝爾實驗室有兩類科學家,一類做純研究(朱棣文),另一類做應用性研究(他),一般人眼中是否前者更專業和深入?他覺得剛好相反。

他認為做電訊零件的應用研發,需要兼顧的元素比純研究要多很多,例如零件要在攝氏零下25度到150度都能使用,因為不知道最終放在地球哪個地方;也要保證最少25年壽命,以減省更替成本;生產率要高(90%),成本要低;研發經費有限制,時間有死線等。相反純研究有  接近無限經費、無限時間,但只要在實驗室存活兩個小時,足以得到data,而不需兼顧後續,就算是成功。在他看來,後者絕大部份成果都沒有應用價值;不過在學術界看來,突破從來就不是為了當刻的直接應用。

所以兩者本來就是蘋果和橙,難以比較。

四叔舉過一個例子:一個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員,研究一個叫「soliton」的電訊方法,從 20多歲進入入實驗室就開始研究,屢試屢敗,實驗室主席也叫他放棄,但他堅持下去,最終在60多歲退休前終於成功了。然而那是實驗室內的成功,當時已經失去了任何應用價值,而這樣就一生。

四叔說朱棣文獲諾貝爾獎後,被欽點做純研究之外的應用部份,超出了他的真正專業,於是就吃力不討好。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委任他當「白宮首席科學家」(Netflix電影《Don't Look Up》的狄卡比奧也被總統委任當這個職位),負責研究太陽能發電,四年內花了幾千億美元,但大部份資源卻被初創公司騙光,令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再不敢碰這回事。

至於港人熟悉的另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教授,他研究的是光纖理論,四叔說嚴格來說,這題目不是物理,而是材料學。高錕的理論是可以把玻璃做得很純,光通過時損耗很少,於是可以用來接通訊號,至於光纖原理,只是 internal reflection,在無線電學科稱為 dielectric waveguide。至於真正把玻璃做得很純的技術,後來是被 Corning、AT&T等企業做到了,他們是受到高錕啟發,這就是兩種科學家的合作和互動。

不過他們行內還是對楊振寧最失望,認為他一生都在燃燒35歲的諾貝爾獎光環,不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順帶一提,另一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崔琦教授,在普林斯頓的辦公室旁邊有一位年輕同事,名叫蔣濛,是比我大一屆的皇仁超級壯元,後來當過特朗普時代的國務卿龐貝奧科技顧問,負責對華科技戰。在我一代人眼中,一直期待他拿諾貝爾獎,有關故事,有機會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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