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未來🇷🇺】科學家也要政治正確的悲劇：重溫蘇聯「李森科主義」 (Patreon)

「新香港」「完善議會」「議員」何君堯提出，科學家的「與病毒共存論」屬於「違反國安法」，把國安法延伸到政治正確干預常識的新高度，令人想到蘇聯時代的故事。

我們探討過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一旦結合威權管治，將會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亦討論過高科技實現計劃經濟的可能。然而，這趨勢卻不代表科技就是一切：恰恰相反，通過同樣的資訊科技，「反科學」作為一種思潮，卻可能同時復興。冷戰期間，蘇聯盛極一時、被西方視為偽學的遺傳科學「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 ）近年居然在俄羅斯復興，就是典型例子。

今天我們對「李森科主義」這名詞大概感到陌生，但曾幾何時，遺傳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 ）大名對一代人可謂如雷貫耳，強烈反對他的人，更以「20 世紀殺人最多的科學家」相稱。他出生於沙俄年代，受人注目源於1928 年發表關於「春化現象」（vernalisation ）的文章。

所謂「春化現象」，是指種子經過低溫處理後，才能由「營養生長」階段，過渡到「生殖生長」階段，而箇中能夠通過後天因素改變先天特徵，這就是李森科理解遺傳學的關鍵。逐漸成型的「李森科主義」否定DNA 及遺傳基因的傳在，以「獲得性遺傳」為基礎，指「特徵」(characteristics) 可因外在環境改變而後天獲得，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更進一步的是可透過操控環境，而永久塑造動植物形態。

1930 年代中期，亦即蘇聯官方不承認的大饑荒爆發過後，李森科提出對遺傳學的見解，在那個特定情況，受到官方高度重視，加上他的研究以農作物遺傳學為主，官方喉舌《真理報》將他稱為「赤腳教授」，以配合「農村醫生」形象。這些「貼地」標籤，加上他的理論與西方主流觀點大相逕庭，令李森科受到蘇聯不同階層的歡迎，被視為「民族英雄」科學家。1948 年，列寧全聯盟農業科學院將李森科學說定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史達林始終大力支持李森科。直道赫魯曉夫上台後，他的影響力才大不如前，但卻是一代蘇聯人、乃至全球共產主義信徒深信不疑的真理。

李森科的理論，對今天接受過基礎生物學知識的人而言，也許是荒誕不經的「偽學」，但一來當年基因研究尚未普及，二來蘇聯的科學研究以服務政治為主旋律，「李森科主義」崛起，自有其偶然與必然。大饑荒發生時，蘇聯當權者不可能全不知情，只是領導層希望尋求更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方法「賑災」，而不是向國際社會求助。李森科認為可以透過操控環境，改變動植物特徵，而這些「特徵」可被理解為植物需要更少空間、或在冬天種植，一度令蘇聯領導寄予厚望。

雖然這些違反自然規律的種植方式，最終令食物產量進一步下跌，受害的不只是蘇聯，還包括其他社會主義陣營盟友，後來中國的「大躍進」，也是犯了類似毛病。但當時領導人只認為是未找到「操控環境」的有效方法，而不是質疑理論本身。

李森科理論本身不被質疑（或不能被質疑），因為他對物種改造的觀念，很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定勝天」的理論基礎。學者美基 (Edward Megay)在探討兩者關係的論文中提到，根據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理解，政治家也可建立一個「正確」的環境，幾代之後，人類就會逐漸演化為新的馬克思主義傳人，這正是蘇聯主張進行的政治運動，和所謂「社會換血」實驗的理論基礎。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獲得性遺傳」理解，與馬克思主義不斷強調「階段性模式轉變」(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相近，亦令人聯想蘇聯由民族為先的身分認同、到「蘇聯人」身分的建構。

當時正值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推崇「赤腳教授」李森科在蘇聯屬政治正確，持反對意見、認為基因存在的科學家，因較多出身富裕家庭，則被指為「資產階級科學家」，個別反對者更被送往勞改營。正如政治學者韋力治(Pamela Wrinch)指出，蘇聯科學家本身也是國內意識形態的奴隸，很難完全為人民發聲，於是「李森科主義」一詞，就成了西方眼中的完全負面標籤。

小詞典﹕蘇聯大飢荒

1932-1933 年，烏克蘭等多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大饑荒，外界估計死亡人數介乎200 多萬至700 多萬人。普遍歷史學家認為，原因是史太林推動農業集體化，做成經濟發展失衡；烏克蘭不少農民抵制，令史太林認為這是當地人對政府的挑戰，把境內大部分農民劃為「富農」、階級敵人，不容他們離境，令烏克蘭災情格外嚴重。2006 年，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認為大饑荒是蘇聯領導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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