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177】落地生根：四叔入籍美國，與來自台灣的四嬸 (Patreon)

四叔在美國博士畢業後，既然找到貝爾實驗室的工作，就再也沒有回香港長住，真的如他離開香港時規劃那樣，不久就入籍美國，落地生根。

由於他擔任華裔學生會會長的主要受眾是台灣華僑，他和西岸的台灣社群很熟，結婚對象也是台灣人，也就是我的四嬸。四嬸是台灣到美國的第一代，認識四叔時，在加州Fresno擔任護士，結婚後一家搬到了新澤西州。不少人住在新澤西州是作為紐約的suburb，但四叔卻是因為工作原因住在那裏：貝爾實驗室的總部，正是在新澤西。

四叔四嬸有一子一女，大女兒比我小幾年，兒子再比她少幾年，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他們舉家回港探親的八、九十年代。他們的下一代都不會廣東話，英文是母語，也會普通話，因為四叔懂國語、四嬸不懂廣東話，家中自然就很少機會使用廣東話了。到了我在美國讀書時，探望他們一家，已經是純英文對話了。

四嬸還有不少來自台灣的親人，都是入籍美國的同代人，兩年前我去美國參加他們兒子的婚禮，見過很多四嬸家的美籍台裔親戚。印象中，四嬸說過「老蔣比老毛還要差」，大概不是藍營，輾轉家人也都到了美國。到了今天，這個社群已經逐漸成熟，在美國政壇也開始產生獨特影響力，例如拜登的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就是美籍台裔人。

認識四嬸時，母親常說她很精打細算，對使用的一分一毫都清清楚楚。由於我母親的普通話很好，她們相處得毫無問題，父母到美國探望我時，也是住在四叔家的。我當時不很明白上述comment是甚麼意思，直到現在在台灣常住下來，接觸到更多台灣人的處事模式，再回想四嬸的生活習慣，就一切恍然。

總括而言，台灣人和香港人其中一項最不同之處，源自台灣政府是由大政府傳統出發，對資金流、實名註冊、公司規範等一切，其實管得很緊，和香港由下而上的傳統剛好相反；今天依然是這樣，更不用說兩蔣時期的台灣。因此，我認識的台灣人大都比香港人對那些生活細節、官僚表格、文件程序重視，這自然也反映在對工資、開支、時數等的意識上，沒有香港人那麼「水清則無魚」。

但與此同時，台灣深受日本文化影響，說話方式遠比香港迂迴、婉轉，反而像是日式文化，很少直接拒絕。加在一起，就要長期相處，才能聽懂台灣朋友的「本音」，否則很容易只看到「計較」的一面，而不能了解整個文化背景：其實香港人最喜歡的台灣人情味，也是出於同一文化體系。所以我母親多次提醒我，到四嬸家記緊不要takes for granted，不要像中國人那樣差不多先生，那樣才能互相尊重地長期生活，今天回看，才更明白字面背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