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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加入香港大學任教之時,校長是英國歷史學家樂品淳(Kenneth E. Robinson),然後是黃麗松教授,而到了我有記憶之時,港大校長就是1986-1995年在位的新加坡華裔學者王賡武教授。那時候的港大師生關係相對融洽,王賡武在香港過渡期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曾被港督衛奕信委任加入行政局當議員。

後來北京委任「港事顧問」,各間大學校長在鄭耀宗抗議自己落選之後,最終全部獲邀加入,唯獨王賡武以「行將卸任」為由拒絕,此後也沒有得過大陸的殊榮,反而在國際社會屢獲真正的國際大獎,例如去年得到「唐獎」的最高榮譽漢學獎。他的意識形態傾向,也約略可知一二。

今天看來,王賡武以一個澳籍新加坡華人來當港大校長,也殊不簡單。他是研究國際華僑歷史的權威,著作等身,而且定義了整個discipline的研究發展,但其實不太符合中國定義的政治正確「國民教育」、「主權國家」、「國族主義」歷史觀。他的研究也從來不算是顯學,不過很適合香港、新加坡的案例,在過渡期間掌管港大,也格外有歷史意義。

想不到到了近年,我反而有機會和王教授直接共事。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當訪問學者期間,屬於王教授的研究所,而王教授雖然今年已經91歲,但依然非常健康,自駕上班,在過去十年,依然在NUS的東亞研究所每日工作(他依然是所長)。記得佔中期間,極左粉紅製作了一系列污衊港大的改圖,包括把時任港大校長馬斐森形容為「匪首」,那時候我和王老教授談過,他曾笑說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後來我也和他做了一個簡短錄影訪問,不知道多少朋友看過?

新加坡雖然有諸多問題,但其實有一定研究、學術空間,起碼比今日的「新香港」略好。特別是對研究新加坡多元民族的源起、「華裔」和「中國人」的分別等,已經是一家之言,對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這方面,王賡武的劃時代貢獻,功不可沒,但相信可能要到了幾十年後,香港人才知道這門學問的深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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