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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祖父的二子,經歷了典型的香港故事,也就是見證家庭由一家七口艱苦生活,到逐步改善物質條件的過程。祖父五個兒子雖然都是理科出身,但父親的專業是最接近祖父的。祖父是無線電專家,而父親是電機工程博士,所以某程度上,祖父自己未能達到的心願,例如讀博士、教大學等,似乎都會投射到他身上。這也是典型的華人習性,至於是否好事,自然見仁見智。

父親也是皇仁書院的舊生,但他是預科才插班進入的,當時插班並不普遍,據說還要大費周章。不過很快父親就拿到一些大獎學金,雜音就瞬間不存在,而他的名字,也因此到了今天,依然在皇仁禮堂牌匾刻上的歷代高材生名單中。而他讀皇仁之前,中學生涯的五年是在維多利亞工業中學渡過,而「工業中學」這概念,也是今天香港人很難理解的。

話說香港教育普及之前,只有港大一間大學,出國讀大學更是鳳毛麟角,中學畢業就像今天inflated的大學畢業一樣。而一些中學為了畢業生能更對口回應當時的職場需要,就專門強化工業有關的科目。但這又不同後來的職業訓練學校,對傳統語文、文法同樣重視,只是多了一些特別科,例如「金工」、「木工」、「工業繪圖」等。

今天看來,這種訓練非常實用。我們家中的一切電器維修、電線、電波問題,乃至傢俬裝勘、室內簡單機關,我父親從來都是一手包辦。在他們那一代人,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街頭苦力,都要掌握這些基本skillsets。這自然在我身上,並不適用。

戰後香港的工業學校頗多,初時三年制課程就畢業,也就是中三畢業程度在五十年代就足以找到好工作,後來才加到五年制。我父親入維工時,大概是剛有五年制工業中學出現。但他的時代,工業中學依然沒有預科,於是才要插班進入皇仁,才能繼續升學。而祖父任教皇仁之前,也是任教維工的;而且到了任教皇仁之後,為了幫補有五個兒子的家計,依然在維工任教夜校,而且一教就是幾十年,香港的無線電工程師,不少都是他的學生。

維工不算一流名校,但歷史悠久,也有大量著名舊生,例如和父親同期的有一個著名工程師陳裘大,也就是陳奕迅的父親。而且無論是「新香港」新貴鄧炳強,還是被鄧炳強通緝流亡德國的本民前黃台仰,說來都是維工畢業生。

基於這樣的成長背景,我小時候,父親不時給我講和科學有關的故事,但我從來都沒有表現出興趣。而且對在家自己研發傢俱這門手藝,似乎也沒有甚麼天份。如今想來,他當時想必非常擔心,因為這是這家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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