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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近代史,香港是世界近代風雲變幻的一個縮影: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博弈這類「離地」概念之外,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還體現在有眾多來自異域的人們參與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例如印度族裔,就是頗有代表性的人群。印度和香港在近代的聯繫,往往不為人所知,在此不妨簡要回顧。

18至19世紀,印度和香港先後被大英帝國進行殖民統治,而印度和香港,也正是因英國殖民政策而產生了聯繫。當時英國無法從本土調派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來維持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在殖民地內部進行分隔統治,也就成為了英國維持海外殖民地運作的一貫政策。

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發展,英國在東亞的殖民管理和商貿活動,多依託東印度公司運作,不少印度人成為英國商人和官員的隨從或者侍衛,更有相當印度商人依託英國不斷開拓的殖民地,而自主發展生意和關係網絡,他們的足跡,也隨之在亞洲展開。

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的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在港島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2700名印度士兵和數位印度商人在場。從這一角度來看,自港英時代伊始,印度裔就是香港社會的一部份。

18世紀,印度商人已在中國東南部進行貿易活動,而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以「廣東制度」著稱。根據學者總結,所謂「廣東制度」是指自1760年起的80年間,大清帝國唯一擁有對外貿易經營權限的港口是廣州,大英帝國則是中方首要的貿易對象。當時「東印度公司」作為英方特許商貿組織,享有與中國的貿易獨佔權,在中英貿易中,佔據壟斷地位。

在「東印度公司」許可下,有不少印度裔商人在廣州自由從事口岸貿易活動,他們被中國人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交易往往帶給英國貿易赤字,皆因英國向中國出口毛織品,而從中國進口茶葉,這種交易模式讓英國不斷蝕本;也正因此,那些從事「港腳貿易」的印度裔散商們,在廣州向中國出口棉花、鴉片等賺取的收入,也成為彌補「東印度公司」貿易虧空的重要資金來源。

在這一貿易模式下,印度商人以廣州為根據地,建立起了一個完備的貿易關係網絡。隨著鴉片戰爭後,香港成為大英帝國新晉殖民地,大量印度商人從廣州南下,成為首批踏上香港進行貿易活動的印度族裔人群。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移居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他們往往來自印度不同地區和不同種族,亦散布與香港社會不同行業,其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亦即香港殖民時代早期,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主要是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的錫克族士兵、和帕西商人(Parsis);在20世紀後期,新一波來自印度的移民則多為印度教信徒,尤以信德族人(Sindhi)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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