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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篇談及的「歲月靜好」生活,假如不是伯娘一家早早移民,可能還會維持多幾年時間。但大時代的巨輪終究影響所有人,桃花源的生活,始終不設實際。

我大伯伯娘一家移民加拿大後,我的三叔、五叔一家,叔公的兒子、女兒一家,還有不少他們各支的親戚,都紛紛移民加拿大,而且同樣是到溫哥華;後來甚至連我們家的菲傭,也成功移民加拿大,彷彿動物大遷徙。這當中很難說沒有骨牌效應。

其實我們家庭最早移民溫哥華的,是我祖父的親妹妹一家,也就是我的姑丈、姑婆。他們早在八十年代初,就舉家移民溫哥華,然後開餅店過活,我第一次到溫哥華的時候,就食過他們專門製作的蛋糕。我上次到溫哥華是2019年7月的事,當時見到姑婆,已經90歲,依然精神奕奕。他們的下一代都在加拿大落地生根。

而伯娘一家移民溫哥華,一大原因,就是她的父親、那位聖公會牧師同樣充滿遠見,大概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就已經移民加拿大。雖然後來的聖公會和中共政權關係非常好,但在過渡期,其實不少教會中人非常擔心:當時距離文革不足十年,文革期間大陸的神職人員怎樣被逼害,香港教會領袖無不心知肚明。所以第一批移民的,包括了不少教會中人。不過印象中,這位牧師長輩經常兩邊跑,但就不時催促女兒一家搬過去一起生活;而他的另外幾個子女,也是先後移民美加。伯娘一家申請移民時,還未發生六四事件,印象中他們是1988年暑假離港的。

回想當年,確實出現人心惶惶的狀態,有一種末日氣氛,普遍存在於香港中產家庭當中。由於我祖父這一邊的家庭傳統,早就鼓勵子女出外讀書、工作,對中共政權充滿恐懼、不信任,似乎對「是否要移民」這問題從來沒有掙扎過,覺得起碼多拿一個國籍當保險,乃天經地義。至於牧師的家庭,似乎也因為同類原因,有備無患地要移居海外。

當時讀小學的我,確是有一種「被遺棄者」的感覺,加上當時旅遊往返、資訊科技遠沒有今日方便,甚至未出現互聯網,溝通還要靠IDD、或寄錄音帶,「移民」真的像生離死別,而不是今天離開了,反而可能「見」得更多。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思考大時代的問題,這是震撼教育,當時怎麼想,下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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