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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祖父的年代,也就是二戰後的香港,因為逃避戰亂,有大量國家級的一流學者流落香港,當時只有香港大學一所大學,不少中國學者卻不能符合當時CV的「國際標準」,結果只能「流落」任教中小學。這方面的研究,目前頗為缺乏,但我相信這是香港戰後產生大量人才的原因之一。

就像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今天是舉世公認的大師,但論「國際認可」的正式學歷,他卻只有中學程度:大清常州中學堂四年級畢業,然後是江寧府私立鍾英中學肆業,用今天大學官僚的標準,連TA也做不到。記得我讀小學時,頗有一兩位資深中文老師像是這種高人,而據說汪精衛的女兒後來也是在香港教育署工作,不時巡視中小學。總之,類似的民間傳奇,還有很多。

在祖父任教皇仁之時,頗有博士級教師在校中,其中做中文系主任的那位就是國際級的國學大師、後來成為道教史權威的柳存仁教授。他可說是錢穆的學生,北大畢業,後來做過澳洲國立大學講座教授,得過澳洲政府勳章,並獲評為多所國際大學的名譽教授,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但他任教這些大學之前,卻是在皇仁書院任教中文,這雖然是大才小用,卻也是歷史的必然。

這是因為柳存仁在八年抗戰期間,採取親日、親汪精衛立場,被政府點名為「漢奸文人」,曾出任「中日文化協會」職務,提倡「大東亞文學」,日本視為重點統戰對象。為了粉飾太平,日本資助柳存仁出版了大量文學作品、雜誌,宣傳「和平反共建國」一類汪精衛主義,主張和日本化敵為友。戰後他被國民政府已漢奸罪判刑三年,出獄後才在1952年流亡香港。

有趣的是,雖然英國也是盟軍之一,但英屬香港的全體「高等華人」幾乎一律向日本投降,並出任日治香港政權要職,戰後港英除了清算了極個別例子,其餘都當作「曲線救國」處理。因此,哪怕柳存仁被點名為「通敵漢奸」,在香港卻依然找到生存空間,就像汪精衛後人都是以香港為根據地一樣,這正是舊香港的避風港性質,水清則無魚,和今天的「清一色」癖好,天淵之別。事實上,柳存仁早在戰時就曾移居香港,然後再移居已淪陷的上海,總之對香港的避風港身份並不陌生。

柳存仁在皇仁任教期間,在校內創作了大量舞台劇,然後出版了劇作《在舞台的邊緣上》。後來完成博士論文,得到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然後就到了不同大學任教,時人尊為「柳公」。但沒有了在香港教中學在這階段,他的人生轉折卻難以走下一步。對皇仁學生而言,忽然從天而降國寶級的中文老師,自然是人生的特殊際遇。就像我祖父,本來從來沒有想過要教中學,卻因為建立抗戰地下電台的實戰經歷,被招募到皇仁教物理。這種師資,今天自然不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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