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書介】閱讀《羅海雷回憶錄》：六四事件與反修例運動的比較思考 (Patreon)

曾有數面之緣的羅海雷先生是世交，他的父親羅孚是前《新晚報》總編輯，卻因為「間諜罪」被軟禁北京十多年；他的哥哥羅海星也曾參加共青團和紅衛兵，後成為香港貿發局駐京首席代表，因為同情六四民運、參與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被判監五年，最終還是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自營救才能提前獲釋。

羅海雷有兩本分別回憶亡父亡兄的著作，見證了何謂大時代、何謂冤獄，除了足以令所有自稱「愛國人士」的台上人物反思，也觸及不少深邃思考。例如講述羅海星的《星沉南海》，除了提供了和「黃雀行動」有關至今最詳細的介紹，對六四事件本身的結構性來龍去脈，也是一家之言，讀來總覺得似曾相識，因為和我們介紹過的1959年西藏「事變」，和2019-2020年北京處理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手法，都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1.  六四事件發生之前幾年，中國處於歷來最開放的一段時期，民間言論自由遠勝現在，各種思想交鋒激盪，可謂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文藝復興。作者認為，假如六四事件不是如此定性、如此誇張的悲劇收場，根據本來軌跡，改革力量已經逐步主導政局，保守派元老早晚離去，中國的未來就全然不同。而在2019年的香港，假如繼續真正的選舉，哪怕制度本身已經非常偏袒建制派，但60%以上民意不支持建制派這事實非常清晰，而且新一代的傾向更一邊倒，時間同樣不在保守力量那邊。

2.  六四事件的學生未能「妥協」，固然是悲劇收場的原因之一，但能夠令局面和平解決的關鍵從來是政權一方，而不在學生。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資訊，最初在學運立場偏向中立的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喬石，曾對「大學校長群組」保證和平解決，讓學生和平離場；就算學生絕食，也會送他們到醫院，總之不會死人。不少經歷過文革的老軍頭，最初也都呼籲和平解決，反對鎮壓學生。但這類溫和方案最終沒有落實，因為李鵬的「426社論」把學運定性做「動亂」之後，其實已經沒有人可以扭轉。而在2019年，林鄭月娥政權早在6月就把運動定性為「暴動」，雖然中間同樣有似是而非的澄清、溫和建制派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現在事後孔明，這個定性是一錘定音的（相信「錘」不屬於她本人），及後的一切都未能挽救。

3.  六四事件令鄧小平下定決心重手處理，無視國內外一切後遺症，據說是出現了大量證據，這是一場「奪權」陰謀，所謂證據包括有人使用重型武器劍指中南海云云，否則難以解釋何以需要大規模動員外來軍隊，去處理一群學生。但就算學生、群眾再神通廣大，又怎有可能動用重武器、指揮正規軍？即使是文革期間的文攻武衛，也未有那個武裝規模。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自然有出現武力，但是否到了現在政權以「恐怖主義」之名一概而論的地步、警方是否如政權所言沒有任何「警暴」？如果有，從何而生？國安法下，公道只能在人心。

4.  六四事件的成因眾多，但外國勢力策動是最沒有根據的一環。本書透露，最初內部會議曾鎖定索羅斯基金會為「外國勢力黑手」，而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期間，曾接受索羅斯的經費，本來可以「故事成立」。問題是趙紫陽的決定得到組織背書、沒有不透明之處，假如認真「調查」，只會引起「思想混亂」，於是這條線就不了了之。然後又鎖定到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的方勵之，作為聯繫美國的「外國黑手」，但始終證明不了學生聽他的，因為他其實很早就噤聲。問題是不提「外國勢力」，又很難「解釋」一切，最後唯有通過「英屬香港支聯會」派人（這個「人」字是要加專名號的）上京派錢這「證據」，去論證外國勢力的存在。類似立論，也在國安法生效後的香港重覆出現，一切都要通過「外國勢力」來合理化，而支聯會成為「外國代理人」這個陳年故事，居然又被重新拿出來審視，可見時空如何錯配。

5.  六四事件期間，同情學生的體制中人很多，除了本書主角羅海星是共產黨員，不少香港的親北京人士也有秘密參與「黃雀行動」拯救學生（也就是政權眼中的「暴徒」），而且行動還包括若干大陸官員，否則「逃犯」不會走得那麼容易。這些人後來不是被秋後算賬，就是出逃外國（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新華社駐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要不是就是因為「站錯邊」而要「加大力度」寧左勿右地瘋狂表忠（書中舉了某位駐港官員的名字屬此列，令人會心微笑）。2019年之後的香港，「溫和派」同樣不出這三種下場。

6.  經過六四一役，改革派被邊緣化至今，大贏家成了中國保守派，但這除了是意識形態的路線，更代表利益集團。政治改革雖然突然停止、走回頭路，但鄧小平以「南巡」捍衛經濟改革全速進行，學生的最原始訴求「反貪腐」同樣失去支點（六四後十年的貪腐比六四前十年嚴重百倍），一時間，各種各樣的國有企業、下海人士「先富起來」；巧合的是，這些集團近年卻紛紛成為習近平「反貪腐」打擊對象。國安法生效後的香港，政治改變以外，自然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須知在「舊香港」，是近乎不可能衝擊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但現在一切遊戲規則推倒重來，新利益集團自然以「政治正確」之名，乘虛而入。而且這不止涉及香港的既得利益，也涉及在中美關係惡化下，誰還能直接掌控香港這副最後的國際金融機器這個關鍵利益問題。

7.  六四令改革派全面退場，自由主義作為八十年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顯學，迅速淪為象牙塔的小眾思想，官方意識形態監控越來越嚴苛，雖然也經歷了胡溫時期短暫的小陽春，但到了此刻，恐怕是文革以來最緊的。從中可見保守派除了主導了政局，也引進了新左派（或稱毛左）結合民族主義理論，徹底重構了中共統治的理論基礎，再影響到今後對經濟改革的基本認知。2019年後，香港百年來百花齊放的意識形態瞬間終止，知識份子第一次要擔心以言入罪，這正是六四後的「思想整頓」局面。相信很快就會有類似「港版新左派」在田飛龍、強世功等教授的主導思想下，建構一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中國香港論述」，令「西方意識形態」作為反面教材被全面取締，至於負責寫悔過書「打倒昨日的我」的，自然是一眾宣誓後的特區政府高官了。

8.  六四事件後，西方大為震驚，一度實施了政治、經濟制裁，但最終還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卓有成效、市場龐大，而不了了之。第一個令制裁破功的，正是英國首相馬卓安，因為英商非常希望落實新機場計劃，而要勞動馬卓安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和當時全球最不受歡迎的李鵬握手，因此馬卓安除了「怒炒」港督衛奕信、安排盟友彭定康擔任末代港督來重新佈局，還要拯救、接見本書主角羅海星，以證明自己並沒有（徹底）「跪低」。北京基於同一研判，認定今日中國經濟比1989年時強得太多，很有信心西方不會對《港區國安法》「認真」執行制裁，也很有信心已經和全球資本主義權貴結成「權貴命運共同體」，所以對「外國勢力」毫無忌憚。

從本書可見，六四事件是一次中國利益集團的板塊移動，以國安法終結反修例運動則是一次香港利益集團的板塊而動。一些愛國老人昔日經常「開導」我說：「你們讀那麼多西方甚麼理論，完全都是不著邊際，讓我教你，你聽我說，任何事情只要看利益，最後誰家得到最大利益，就可以解釋事情為什麼要向那方向發生。你們用邏輯推論、相信人性真善美，自然應該有美好結局，結果都是錯的。假如邏輯有用，還會有共產黨嗎？」如今想來，醍醐灌頂，餘音嫋嫋，坦然受教。

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