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書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滿清盛世下的滅妖奇案，與21世紀網絡時代 (Patreon)

美國漢學家孔飛力 (Philip Alden Kuhn) 的經典名著《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重構了中國上一個盛世的一件偶發危機，設想發生在今天的中國或美國，當令人有相當啟示。

孔飛力探討的奇案發生在1768年（乾隆33年），正值清朝統治達到巔峰之時，在富裕的江南地區，卻一連發生的幾宗神秘「叫魂」案件。所謂「叫魂」，據說是一種對活人姓名、毛髮或衣物作法的民間巫術，相傳只要術士將特定人士的姓名寫在紙片上，或是取得其毛髮或衣物的一角，然後施以法術，就能偷取其精氣，令其為自己服務，或可致其生病、甚至死亡。

「叫魂」從偏遠鄉鎮開始流傳，引起當地居民恐慌，石匠、乞丐、游方僧侶等成為替罪羔羊，不少被村民捕捉至官府，甚或毆打至死。然而傳言並沒有終止，反而越演越烈，遍及遠至陝西的全國十二個省份，最終甚至引起了乾隆注意，更下旨進行「全國滅妖運動」。

孔飛力認為，「叫魂」危機反映在大清盛世，隱藏了大量社會矛盾，導致人心不穩，雖然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但人口也隨之急劇增加，至乾隆中期，中國人口已增至逾兩億，令每個人的生活空間愈趨狹窄，而且耕地開發已近飽和，意味著已沒有足夠糧食，去養活過多的新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長早已進入瓶頸，基層平民基本上不可能分享任何經濟發展的紅利，雖然未有後來大規模民變的催化劑，但生活已經開始不安。

在這種隱藏矛盾與危機、同時也是中央集權的社會環境，生活變得愈來愈困難的平民百姓，很容易變得更自私，由於缺乏制度保障，容易動輒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他人。在「叫魂」事件中，不少人以為是面對生死攸關的危險，引起他們對自身生存的恐懼，從而令流言迅速蔓延，而且輕易將帶來這些恐懼、不安和危險的責任，歸咎於社會上的非我族類和邊緣群體，也就是今天社會科學術語的「他者」。

孔飛力指出，「叫魂」正體現了基層平民的補償心理，在生活困苦中，通過遷怒和迫害邊緣群體，來為自身帶來心理上的補償。

當時大清雖然未「改革開放」，但民間教育程度並不低，本應對「叫魂」一類傳言有一定抵禦能力，但結果卻演變成全國危機，假如當時就有互聯網一類科技，恐怕羊群效應也許更快速而嚴重。而且在同溫層主導的網絡世界，尋找他者本來就是基本運作模式，不斷被點名出來的「叫魂司」，其實，就是今天網絡社會經常出現的「鬼」。

而最熱衷「捉鬼」的通常都不是有權有勢的人，而是處於權力核心以外、滿腔不忿的失敗者，他們對找出連自己也能加害的對象，以示自己依然有存在價值，從而掩飾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往往最為熱衷。既然了解了上述結構，沒有大數據輔助的乾隆可以怎辦，和今天的各國威權領袖又有何不同？

「叫魂」在2021年的現實啟示

話說當「叫魂」傳言最終由江南傳到首都北京，乾隆皇帝的神經就立刻被挑動，首先是因為他有自己掌握資訊的網絡，可比今天的內聯網，而不為一般人所知。由於當時政府官員都希望大事化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乃至過濾資訊，以免乾隆知道，顯出當時科層官僚體制與皇權統治之間，已經出現張力。

為了繞過官僚制度，直接獲得有關「叫魂」的信息，乾隆甚至越過軍機處，讓各省督輔直接上奏密折講述事情來龍去脈，從而下定徹底清剿「妖術」的決心。過程中，乾隆自然對各級官僚知情不報充滿不信任，中央與地方官員之間的隔閡，也表露無遺。

有見皇帝已經一錘定音，無論他們本身是多麼否定「妖術」存在的當世大儒，各級官員此時都要害怕因辦事不力而遭受懲處，紛紛一改之前「大而化之」的態度，積極配合官方政策，進行「滅妖」，甚至為表忠誠而肆意抓補嫌疑者，嚴刑迫供。這就像任何管治制度，只要出現了「紅線」，就會不能自已。

孔飛力指出，「叫魂」之所以令乾隆正視，除了希望從中整頓官僚，也是因為「叫魂術」包括削取人髮的做法，讓他聯想到滿洲人的剃髮習俗，從中嗅出「反清復明」的謀反氣味，反映最高當局依然對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底氣不足。

正如周星馳改編自金庸小說的電影《鹿鼎記》講述，「反清復明」與「阿彌陀佛」，其實也是一樣，不過是一個口號，「叫魂」和「反清」在皇帝眼中，只要有了群眾基礎，也無二致。雖然事件最後因並無確證而不了了之，但大清盛世憑空發生這一波危機，也充份反映社會潛在的矛盾和張力。

既然孔飛力坦言，《叫魂》是一部政治史著作，中譯本2011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後，自然預備了被對號入座。例如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劉昶認為，「叫魂」反映中國基層平民因生存競爭，而生出的歇斯底里心理，以及輕易為自身利益而犧牲他人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對異己的迫害，已一再出現。

同校另一名歷史學教授劉擎亦指出，書中揭示了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大要素：(1) 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2) 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3) 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不單在近代中國出現，歐洲中世紀的獵巫，乃至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都異曲同工。至於當今表面上處於國力頂峰的中國，與康乾盛世的大清有何異同，早前《經濟學人》已有比較，不贅。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清皇權的決策者，乾隆明顯知道上述「群體性瘋狂」的結構性背景，而基於政權穩定的考慮，情願配合群眾情緒的怪力亂神，去達到政治目的。傳統解讀會認為，《叫魂》反映大清盛世的另一面，所以今天中國也不能掉以輕心。然而正如我們一再談及，假如中國文革、歐洲獵巫、美國麥卡錫時代已經有網絡世界和大數據，一切對極少數決策者而言，只會更便捷，而在基層層面的非理性瘋狂，卻會變本加厲。事實上，各種各樣的「叫魂」，早已在世界各國出現了。

小詞典：孔飛力 (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國漢學家，生於英國倫敦，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師從費正清等，其後曾參軍，然後長期於哈佛大學任教。孔飛力擅長研究中國社會史，並修正了主流西方史觀，認為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內在結構性變革，這觀點影響了他之後的一代人。

歐洲獵巫運動

在公元12-16世紀，基督教壟斷歐洲意識形態與思想，對一切未知現象都以靈異角度解讀，開始以「女巫」為代罪羔羊和逼害對象，繼而演變成利用群眾的盲從和愚昧，以「女巫」為名處決政治、宗教異見者的結構性行為，估計數百年間有數萬人被當作「女巫」處決，最著名的犧牲者包括法國聖女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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