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末法時代：學民三子案的國際訊號 (Patreon)

我認識黃之鋒大概在2011年，在一個講座，我們都是演講嘉賓，而他是一個中三學生。然後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我們有搞學者聯署支持，和他在現場後台開過會（這類事情在舊香港自然不會公開談），而認識了林朗彥等學民思潮的其他成員。至於周庭，我反而是在日本交流時才正式認識，地點是卡啦OK，然後我們一起唱日文歌。

總之，他們都是非常單純的年輕人。和有關方面想像的，完全相反。

這次的嚴重判刑，對國際社會，難免釋出以下訊號：

1. 香港法律從前對年輕人從輕發落，量刑以給予機會為主軸，現在剛好相反。像煽惑非法集會這種「罪名」，十年前，即使不認罪、有案底、再犯的成年人，也只會判守行為、社會服務令。現在，周庭身家清白、沒有案底、主動認罪，居然判監十個月，還要重於同案有前科的林朗彥。數學上，這是幾何級數、百千倍的小事化大嚴重化，明顯要傳遞阻嚇作用。

2. 這種阻嚇作用，不單是針對這三人。事發當日，完全是群眾自行集會，三人並不具備領導功能，甚至還曾嘗試勸喻群眾離開，而被群眾喝倒彩。現在，居然倒果為因地予以控告。這就是說，任何人參加任何集會，都隨時可以以同一罪名入罪。根據這種秋後算賬的作風，香港恐怕有數十萬人，都隨時具備坐牢風險。政權的目的，就是人人自危。

3. 香港行普通法，任何嚴刑峻法，只要有了「先例」，就要跟隨。殖民時代的法律，不少是「備而不用」，量刑通常最高刑罰設得很高，但同時也可以判得很輕，像「妨礙司法公正」一類罪名，基本上是百搭。現在，香港法庭逐漸傾向以最高量刑處理一切案件，那依然是「依法」，卻是和立法原意完全背道而馳。

4. 三子案同日，另一名學生領袖方仲賢被再次拘捕，其中一條罪名，正是「妨礙司法公正」，原因是他上次被捕時，據說清理了手提電話的資訊。在香港，隨著政權成了極權，所有人定期清洗社交媒體、電腦手機資料「是常識吧」；但根據上述邏輯，假如有證據會控告，假如找不到證據就是假定毀滅證據的「妨礙司法公正」也要控告。當一切沒有了道德和普通常識制約，任何正常不過的法律，都會變成惡法。

5. 根據上述邏輯，三子隨時被加控其他罪名，是非常容易的事。現在的手法是先拘捕、再羅織，乃至先判監、再慢慢翻查這個人的一切，看看還有甚麼可控告。這是一種司法酷刑。無論是否能夠入罪，一單案的司法過程，就是兩三年，律師費龐大，精神消耗、對家人朋友的影響更是深遠，假如同時有多宗案在身，基本上，不可能正常生活。

6. 這次判決又決定「分段執行」刑罰，而不是慣常的「同期執行」，這也是另一種先例。換句話說，假如政權以上述邏輯控告十條罪名，隨時可以是十多年的刑罰。

7. 黃之鋒和周庭具備國際影響力，周庭更已被國安法拘捕，至於黃之鋒落入國安法重點名單則是公開的秘密。從前國際影響力本身，多少對政權有點投鼠忌器，現在剛好相反，正是因為「國際線」，令他們容易跌入國安法的罩棚。由於國安的調查過程，基本上屬於情報體系，更「彈性」、更不透明、蒐證過程更不受監管，再找到其他「罪證」的機會，就更大。

8. 國際社會的聲援，已經是政權完全有所準備的事，甚至連駁斥文章都會預備好，反映香港政府已經鐵了心無視國際輿論，反而刻意與之對立，去確立所謂「新管治模式」。同時特區政府深信，無論國際社會怎樣口頭抗議、乃至制裁，都不會影響各國企業、投行在香港賺錢的意欲。而從去年至今，不幸地，這正是事實。在唯物論管治的中國，一切唯權力、利益主導，他們這樣研判「國際壓力」，結果得到現在可以隨便行事的結論。

除非上述假設得到證偽，否則以上作風肯定會延續下去，還會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