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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都問:究竟特朗普一旦回朝,有什麼「大戰略」?

這問題對一個總統而言,自然很重要,但對一個「做deal」的商人來說,卻可能是不着邊際。特朗普上一個任期的外交成績表,例如促成南北韓簽訂《板門店宣言》、成功舉行「特金會」、迫使中興屈服、促成中東《阿伯拉罕和約》等,似乎顯示了他強烈的個人意志、來自商人背景的隨機應變,在國際舞台也行之有效。那傳統國際關係學者強調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是否已不合時宜?

大戰略 一直是外交界的「系統思維」,主張通過一切手段,達到一個最高目的。而這一切手段,包括傳統手段(軍事)以外的外交、經濟、金融、資訊科技等,同時也對各方的內部情況作出預算評估,因而逐漸發展出種種量化的學術模型,但應用程度每受質疑。

德州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年前在《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朗普不需要大戰略:為何計劃被高估了〉(Trump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 Why Planning is overrated),對傳統精英,正是當頭棒喝。

波比斯古指出,特朗普外交政策受到的最大批評,在於其缺乏所謂「大戰略」,即為國家利益訂立長遠、連貫、一致的規劃,並以現實方法達至這些目標,因為在美國外交元老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外交權威眼中,「大戰略」、「大棋局」、「大視野」,就是外交的唯一關鍵。

但在波比斯古看來,「大戰略」的思維,在實踐上有嚴重缺陷:現實社會畢竟不是實驗室,精英、領袖如何能在變化迅速的國際環境中,準確地判別不同威脅和機會,並預測這些威脅和機會在未來怎樣變化,根本不可能;而在隨時發生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要保持長期、連貫、一致的「大戰略」,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特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指出,在關乎長時間的戰略規劃,其實大多數政策制訂者都是「在黑暗中駕駛」。不少教材的經典「大戰略」案例,其實都是事後重構的二次創作而已。

波比斯古認為,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環境,比起清晰的「大戰略」,如何作即時反應、調整行動力度、適應不斷變動的狀況,才是一國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有別於「大戰略」,這些要素往往先於周詳規劃,而隨着不同時間、環境的變化出現,波比斯古稱之為「應變策略」(emergent strategy)。特朗普那種個人意志強烈、無視美國人權和自由外交理念的取向,正是「應變策略」的體現。

「應變策略」的提法主要來自商界,而在商業世界打滾的人,比起長遠一貫的規劃,更重視即時性和隨機應變。波比斯古引用管理學家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對「計劃性策略」(deliberate strategy)和「應變策略」的比較,指出相對於「計劃性策略」重視控制現況、和將管理者的構想加諸現實,「應變策略」傾向從處境中學習,從而決定管理者的想法如何落實,而這正切合了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和性格。

波比斯古提出「應變策略」,以及質疑「大戰略」是否仍需要,並不是為了讚美特朗普。事實上,他認為特朗普在行動中是否睿智,其實尚不確定;就算他外交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也未受時間考驗。然而最少現時來看,在美國利益角度,特朗普的「應變策略」,可能比奧巴馬的「大戰略時代」更有短期效果。至於他的團隊能否將這種隨機應變發展為一種有效和成功的策略,就是另一回事。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 基辛格主義已 out,認識美國右翼外交新生代思想家 Colby:放下烏克蘭、團結俄羅斯、全力圍堵中國,如果特朗普回朝,這會成為官方政策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nyMjPL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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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salt water

頗有獨孤九劍的意味。

Carl Yang

其實特朗普風格有一點像漫畫blue lock的極端自利。即使同一隊的隊友也互相爭鬥。合作也只為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