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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98年
來源:耶魯大學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活動

這是我在美國耶魯大學讀書時,參加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一項活動的紀念品。當時學校邀請了著名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演講,座無虛席,然後我拿了他的簽名,雖然其實我覺得他的講話水份不少,一般大學生似乎也不大收貨。坦白說,那次我是比較失望的,乃至有一點幻滅的感覺。

然而當時魏京生風頭正勁,甚至被視為可能的「未來民主中國元首」,光環很耀眼,大家都是以看偶像心態敬望。和現在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然後,轉眼就25年。一些朋友不久前,在美國舉辦了一場「國是會議」,希望聯合中國海外民運不同山頭,討論中國民主化後的未來。牽頭的,正是魏京生。

不是對海外民運有任何偏見。他們堅持這麼久,已經很不容易,入面也有很多很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依然覺得有些可惜。

不少學界朋友,都很喜歡討論「烏托邦怎樣構成」。其中一個常見討論題目,就是中國「應該」實行甚麼制度,然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聯邦制?哪種民主選舉制度?甚麼是不同政黨光譜的主要劃分?稅率多少,福利如何,星期五應否提前下班三十分鐘,諸如此類。

這些題目全部都很重要,應該在大學的 tutorial 充份討論,也應該寫成不同論文。但如果在現實世界,以這些討論為主、以這些討論為生,望梅不能止渴,卻將之當作快將實現的希望,那就很容易令人洩氣。參加者私下就會說:你看,書生造反,十年不成。

結論是:做實事吧,好好活下去,做自己最擅長的事。不用大台,不用雞棚,不用刻意訂下五年計劃。反而已經足夠。

▶️ 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創會主席楊錦霞教授:海外香港人,如何避免重蹈大陸民運人士內鬥覆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0reBxmv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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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George

Politics and busines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execu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ideas. Any great idea is worthless unless you’ve found a way of how to turn it into reality.

Martin Leigh

這裡有一些補充,教授可能一直跟牆外、牆內的人stay in touch,所以對這些意見未必會有什麼同感。 教授早已討論過香港議會這類海外雞棚怎樣運作,又有什麼先天缺陷,不過在地香港人能夠親身參與的機會本來不多,所以對於這類雞棚如何counter-productive其實感受不深。 牆內和牆外畢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雖然有互聯網連接全世界,但牆內或牆外的人若非親身走到對方的環境交流,是很難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對對方有同理心。 這裡提到魏京生這個流亡海外人士,他們都是牆外的人,但牆內還有李旺陽、劉曉波等人,他們都已經是比較出名的人物,而且已經殉道,那還有什麼牆內沒沒無聞的人士繼續掙扎? 即使牆外的人都知道一些名字,都很難想像牆內人實際的處境如何,因為他們「自由慣了」,已經逐漸遺忘牆內的生活經驗,更不可能體驗流亡海外後牆內有什麼變化。 記得以前報紙(應該是《蘋果日報》)報導李旺陽在監獄裡住「棺材房」,不但食飯、如廁都在同一地方,而且身體長期不能挺直,長期缺乏燈光/黑暗,生活環境極之惡劣,讀者憑著蘋果日報式的CG就可以幻想一下,但也只是幻想而已,讀者真會知道這種幻想跟現實的距離相差有多遠? 更重要的是,外人除了「聲援」一下,什麼都做不了,什麼角色都沒有。就如富察已經失踪了一年,就算大家真心希望幫助富察脫離險境,也完全沒有任何option,這正是這個極權要帶給大家的無力感、抽離感,要大家慢慢習慣不再關心牆內人。 換著是牆內人,如果劉曉波忽然聽聞到「魏京生這個『未來民主中國元首』在美國名牌大學討論什麼是『中國民主』」,或者有人告訴李旺陽「王丹涉嫌性騷擾/私吞民運公款」這類「新聞」,他們會作何想?是不是很超現實,有種類似「向『懶散』草根勸勉『Lee Ka Shing is still working today』」的感覺? 不論是牆外還是牆內人,大家potentially都會埋怨對方「不理解」自己的苦況,但當被告知對方的處境,大家還是很無感。當大家的際遇、處境落差太大,牆外、牆內人可能連基本的溝通都成問題,更不說要團結一致。 傳聞,留美的華人建築師貝聿銘於1974年獲邀訪華,貝先生出走多年後再見自己在蘇州的窮家人、窮親戚,不但名門累積的財富化為烏有,亦被多年的政治運動尤其文革所折騰,反觀自己如何事業有成、蜚聲國際,貝聿銘只能夠自嘆自己比別人幸運。 當牆外人要向牆內人訴說自己的遭遇(Vice Versa),就要考慮到這樣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未必是理解別人的處境(客觀上根本「理解」不了),而是不斷感恩自己如何幸運,告訴自己要好好活下去。 另外,所謂「做實事」,大家所理解的意思和印象都可能不同。 就我自己經驗,往往只有政府、建制派才會叫大家「做實事」,暗示大家要「唔諗政治」、「拼經濟」,這跟「民主理想」是對立的。不論是黃絲還是藍絲,這種觀念已根深蒂固,是香港人共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不過不論想做什麼事,始終要考慮客觀條件,任何事情都有成本,都須要投入資源,對於習慣「搭雞棚」的香港社運人士,這不是common sense。 鄭立早前也寫過,他自己敬佩黎智英,因為黎智英是生意人,賺取金錢再投入政治裡,再投入創立蘋果日報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盡管報紙的內容鄭立不完全同意,但黎智英是生意人,生意人很實際,比其他所謂社運人更實際,更有條件實現理想。 中式文人都希望做說客、做第二把交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邊指揮耳仔軟的老闆皇帝做事,但又無須負責任(類似的比喻在陳冠中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早已出現),今日的香港除了冷氣軍師、搭雞棚的社運人,恐怕連建制派都是這類人,他們都很喜歡向自己的上司提意見,例如放大「港獨」的嚴重性之類,左右一下阿爺的決策,然後自己漁翁得利。 你要這些香港清客、第二把交椅「做實事」比登天更難。 如果是文人、左膠,他們的一生本來就沒想到要怎樣賺錢,賺錢本來就不是「他們擅長做的事」,加之要是別人家財萬貫,自己再努力都依然家徒四壁,這種落差會否太傷害文人的自尊心?別人一邊向自己施捨資源,自己一邊打嘴炮,這才是他們眼中的「理想模式」。 如果是建制派,他們高薪厚職,坐慣順風車,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要「做實事」,而是如何保全自己的位置甚至爬得更高,成功的要訣是在殖民主子面前做個「好兒女」。 在這樣的context之下,其實很有必要重新定義何謂「做實事」: - 努力工作、不斷爭取資源(包括財富、人脈等,請再參考周恩來的「三勤論」) - 讓思想、行為保持落地、貼地,不沉迷於理想的空中樓閣(請再參考周恩來的「三化論」) - 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奉獻額外的資源做自己擅長而又對同路人有好處的事 - 嚴禁搭雞棚、嚴禁隨便號召動員、嚴禁提出空泛的言論而沒有實質的業務運作、嚴禁浪費周遭的人力、物力、注意力 - 保持獨立經濟基礎,生活事無大小盡可能自理而不麻煩其他人 - 保持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毋忘初衷和理想 - 活在當下、好好生活,不思過去與未來,尤如登峰的人不回頭也不望頂峰,只注視眼前的路徑。